“我不是李嘉廷的情妇”

    对于自己和李嘉廷发生过的３次性交往，邹丽佳认为这只有感谢没有爱。

    邹丽佳在接受《家庭》杂志记者采访时，居然振振有词地说——

　　每一个贪官背后都可能藏着不光彩的女人，原云南省省长李嘉廷也不例外。刚刚揭出情妇徐某，现在又冒出一个邹丽佳……与第一个情妇不同，邹丽佳居然振振有词：“我和他只有３次性交往，我不是李嘉廷的情妇！”她虽然已是年近半百之人，却举止优雅，在商海里曾经光彩炫目，让一些男人汗颜。案发前，她是云南省政协常务委员。有人说她在昆明不仅办了大观商业城、建了云南省第一家五星级酒店，还说她是李嘉廷的情妇。

    作为李嘉廷串案中主要案犯之一的邹丽佳，近日已被云南省检察机关以涉嫌行贿罪，涉嫌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罪和涉嫌挪用资金罪移送审查起诉。

　　２００３年７月中旬，记者在办案人员的陪同下，前往看守所采访犯罪嫌疑人邹丽佳，以下是她的自述。

第一次：只有感谢没有爱

　　被抓之前，有一次路过广场，我听到一群人津津有味地议论：“佳华酒店的女老板是省长李嘉廷的情妇，这女人是６０多岁的‘老奶’！”我听了很生气，但没有辩驳。

　　他们说的那个女老板就是我。我有那么老吗？今年我不就４０岁多一点儿？至于说我是李嘉廷的情妇，那就更有失公允了。其实，我和他只有３次性交往，我不是李嘉廷的情妇。

　　我属于有钱的女人，在商业圈子里有我的位置。我想把事业做大，才去找李嘉廷。说实话，初见他时我嫌他长相一般。当时，他还不是省长，职位也不够高，不过他能办事，所以我愿意和他交往。

　　我承认，我和李嘉廷有过那种亲密关系。我和他发生第一次性关系是为了感激他，只能算是性交往。直到今天我仍相信，李嘉廷根本不会喜欢我这样的女人。李嘉廷曾对办案人员说，是我先对他进行挑逗，他才和我发生性关系的。为此，我一直对中纪委的人以及检察官说：“李嘉廷怎么说，我就怎么认。”

　　事情要从１９９２年说起。那时，我开始筹办云南省第一家五星级酒店——佳华酒店，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在美国和澳大利亚都有朋友，我向他们筹措到第一笔运作资金，就信心百倍地干起来了。

　　酒店最早起名为“新茶花宾馆”。快要完工时，我突然接到市政府有关部门的通知，不让我在那块地上做了，要给我重新安排一个地方。眼看投入的大量资金和一年多的心血就要付诸东流，我欲哭无泪。后来，在省市各级有关部门的过问下，同时为了迎接１９９９年在昆明市举办的世博会，完成高规格的接待任务，经多方论证，主管部门终于同意我们继续建“佳华”，并且决定把它建成昆明市的标志性建筑。这样，我们才得以顺利施工。

　　１９９６年，红塔集团（以下简称“红塔”）和我们签署了一份委托代建协议，我的不幸由此开始。这也是两年后我和李嘉廷认识并交往的起源。

　　我们把“佳华”的Ｂ座卖给了红塔集团，就是现在人们看到的红塔大厦。“红塔”当时的负责人是褚时健，他是经过反复论证才和我们签订协议的。谁会想到，“红塔”按协议将第一笔款付给我们之后，褚时健就出事了，导致我们与“红塔”的协议不能顺利执行，我们的工程因此停了下来。此事把我弄得焦头烂额，我多次跑到玉溪去找“红塔”的人，也去找市里的一些领导，但问题始终未得到解决。

　　在山穷水尽的时候，李嘉廷帮了我的大忙。

　　１９９６年８月８日，昆交会开幕，云南的每位副省长都要会见一些海外客商。我所代表的公司属李嘉廷会见的客商之一。那时，我们是昆明市最大的一家投资商。在昆交会会场的会客厅里，李嘉廷接见了我们。我先提问：“我们在云南投资遇到困难，政府会支持我们吗？”他当即表态：“肯定会，你们碰到困难，我会帮助解决。具体情况我不太了解，你能不能写个材料给我。”当天，我就派人送了一份报告给他。后来听说他把报告批给了“红塔”，还派专人组织“红塔”和我们现场办公，协商解决问题。很快，“红塔”就将欠款打到了我们的账上。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通过他的秘书接通了李嘉廷的电话，语气温柔地说：“我有急事，很想见你一面。”李嘉廷答应了。很快，他在秘书的陪同下赶到我住的宾馆房间。

　　一见到他，我说：“我想单独和你谈谈。”他的秘书离开了，房间里只剩下我和他。他帮过我的大忙，让我很感激，我温存地拉着他的手说：“其实并没有什么急事，我只想找你说说话。”他顺势把我抱在怀里说：“说什么话呢？”之后，我们一边说，一边紧紧地拥抱对方，情不自禁地迈出了第一步——发生了第一次性交往。

第二次：谁更可遇而不可求

　　自从和他有了性交往后，我们的关系就非同一般了。我有了更多的理由找他，他也很乐意看见我，并在许多事情上帮了我的大忙。

　　１９９８年初的一天，李嘉廷率人到“佳华”建设工地视察。礼节性地相互问候后，我向他提出，为了确保“佳华”能在１９９９年５月世博会期间如期投入使用，想把“佳华”列入世博会重点配套项目，同时还提出想争取建设银行的贷款。李嘉廷当即表态：“这是好事，你们尽快准备一份报告给我。”

　　过了几天，我带着准备好的两份报告直接去李嘉廷的办公室，李嘉廷看后作了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协助解决。这事很快就办成了。

　　同年７月，我又去找李嘉廷汇报工作，说我想引进世界５００强之一的“沃尔玛”进入昆明市场，但反对的人很多，想请他出面做工作。他认为这件事有利于流通领域的对外开放，立即吩咐有关人员去协调此事。接下来，经多方协商，“沃尔玛”顺利进入了昆明市场，开办了连锁店，但工程进展并不顺利。有一次，省市区领导去工地检查工程，我不断诉苦，反复说一句话：“我真的没想到会这么难！”李嘉廷对我开玩笑说：“邹丽佳，这下子轮到你睡不着觉了。不过，还有我呢。”我听后心里压力缓解了。

　　我的努力没有白费，终于赶在世博会之前如期完工。

　　记得我和李嘉廷有了实质性关系后不久，在北京的一次社交场合上，我开玩笑地对他说：“李省长，你喜欢我为云南打工吗？”他笑眯眯地说：“我是喜欢你为云南打工，但更喜欢你这个人，因为你是一个会干事的人，是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人。”当时我也很高兴，说了许多今天听起来十分肉麻的话：“我同样觉得你是一个会干事的人，一个真正的男人。我在焦头烂额的时候遇到了你，是你帮了我的大忙，你对我提的问题回答得很干脆，解决得很彻底。我真的也认为你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人。”说完，我们会心地笑了。

　　我和李嘉廷的第二次性交往是在香港，时间是２０００年７月的一天。当时，李嘉廷出访欧洲回国途经香港，我请某巨商的儿子把他们安排在香港君悦酒店。他们住下后，我同香港某公司董事长罗某专程前去看望他，双方聊了一阵后我们就告辞了。我和罗某走到大堂时，我借故让罗某先走，然后返回李嘉廷的房间，对他说我已在香港帮他联系上他想见的一位官员，不日就可安排面谈。他听了很高兴，说我又为云南找到了一条出路，边说边把我紧紧地抱住，还说：“邹丽佳，你真行啊！我真的谢谢你，代表云南政府向你表示感谢！”他边说边拼命地亲吻我……事后，我问他：“你感谢我为云南又找到一条出路，就用这种方式表示？”他听后大笑起来，我也笑了。

　　我从包里取出事先准备好的３万港元和５０００美金送给李嘉廷，说给他做零花钱，他不要。我说：“你现在住的这个总统套房，按规矩每晚都要给服务员小费。”我看他真的不懂，又问他：“你给人家小费了没有？”他问给多少，我告诉他：“一般给５００港元左右，放在桌子上就行了。”他一听就大声叫起来：“你说什么？５００元在云南相当于一个公务员的工资呀！”我说：“这是规矩，入乡随俗嘛。”他依然不要我的钱。我便说：“你就当是给人家的小费吧！”他问：“我给人民币行不行？”我说：“人家只收港币或美金。”临走时，我把钱放在了桌子上。

第三次：我算怎样的女人

　　在看守所里，有时回忆起自己的一生，我会潸然落泪。

　　１９８５年２月我们全家移居香港后，我主要经营房地产和炒股。今天看来，不管我是怎样的女人，我都要说：云南是我的家乡，我生在这里，长在这里，我十分热爱她。这是我愿意回家乡投资的原因。

　　我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参加工作，开始是云南省晋宁县招待所的普通女工，１９７４年底调入昆明市土产公司做工会工作。在此期间，我和我的先生谈恋爱。随后，我调入昆明市供销社办公室工作。１９７５年２月，我和先生结婚，之后喜得千金。女儿１３岁时，我们把她安排到国外读书，我有３年没与女儿见面了，我很想念她。２００１年初，我本来打算把昆明的事处理好了就到美国去看望她，没想到还没成行就被抓了。

　　第三次和李嘉廷见面，是我和他的最后一次约见。

　　２００１年春节的一天，我从香港回到昆明，刚下飞机，就听到李嘉廷的儿子被抓的消息，于是连忙打电话给李嘉廷，问他是否有此事。他问：“你怎么知道？”我又追问他是不是真有此事，他“嗯”了一声就把电话挂了。

　　为了弄清情况，我又给李嘉廷打电话，告诉他我要见他。他答应马上来见我。

　　那天晚上大约７点多，李嘉廷来到我在“佳华”住的房间。刚进门，他就明显情绪烦躁，看上去十分憔悴。我主动抓住他的手问：“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他紧紧地抱住我说：“你说我这个人坏不坏？”我说：“我不觉得。可你要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长叹一声说：“你不懂！”我说：“要不要我到北京找人帮忙？”他说：“不要了。”

　　随后，我们上床。事后，他沉默了很长时间，又问我：“我要有什么事，你不会不在意吧？不会把我们的关系说出去吧？”我说：“为什么要这样问？我不会落井下石。”他不再说话了。

　　后来，李嘉廷去北京开会，我去上海出差。没过几天，他在北京被抓。我从上海回来时，刚下飞机就看见一位笑容可掬的小姐迎面走来，她说有人找我，我没有多想就跟着她走。到了那里我才知道，是中纪委的人找我来了。

　　对李嘉廷的相助，我除了三次“以身相许”，再就是给他送钱。现在我被数罪并罚，其中一条罪状就是行贿。

　　２００３年７月，云南省检察机关以我涉嫌行贿、涉嫌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和涉嫌挪用资金罪，将我移送审查起诉。

     我回家乡那么多年，耗资数亿元建起来的五星级酒店一直亏损……

　　我现在什么都说出来了，牢都坐了，还有什么不敢说的？
     （《家庭》２００３年９月上半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