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才大略的汉武帝

    汉武帝刘彻是我国历史上一位雄才大略、富于进取精神的帝王。他在位五十四年，使西汉王朝发展到了顶峰，成为当时世界的一大强国。

    刘彻是景帝刘启的庶子，七岁被立为太子，取得了皇位的继承权。他从小聪明伶俐，深受景帝喜爱，替他请了德高望重的卫绾当老师。卫绾精研儒典，还曾带兵平定过“吴楚七国之乱”，文武双全。经过六七年的培养熏陶，刘彻对儒典、文学及骑射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其日后即位治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公元前１４０年，十六岁的刘彻即位，首创年号为“建元”。从此，我国历史开创以年号纪年。刘彻虽然继承了“文景之治”的殷实基业，但他不满足于守成，而是雄心勃勃地想有所作为。前１３５年，操纵朝中大权、“治黄老言，不好儒术”的窦太皇太后（文帝后，景帝母，武帝祖母）病死，汉武帝摆脱了束缚，开始大刀阔斧地推行其多欲进取的政策。
他首先改革任官制度，建立以文官为主体的文人政府。汉初朝廷大官多为军功贵族，“公卿皆武力功臣”。文、景时代，文人、儒者仍不能进入政府中枢及公卿行列，政府仍然是军人贵族政府。为改变这种情况，武帝下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品德优良者称“贤良”，以文辞见长者称“文学”。推荐后又以笔试和面试的方式选拔之。儒学大师董仲舒就是通过“贤良对策”被武帝选中的思想理论人才。他还下诏规定了各郡国以人口比例确定的选举名额，又实行“公车上书制”，允许吏民直接向朝廷上书言事，可以毛遂自荐。其时，上书言事者风起云涌，“以千数”计，上书得官者亦不乏其人。建元年间，武帝又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兴办太学。这是我国第一所国立大学，是专门培养文官人才的地方。新的选官制度使大批杰出人才得以发现和任用，如军事家卫青、霍去病，农学家赵过，外交家张骞，经济学家桑弘羊以及公孙弘、韩安国、苏武、霍光等，人才济济，“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出现了“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的彬彬大盛的局面。

    在思想文化上，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初清静无为的哲学思想是“黄老之学”，而儒家学说则是积极进取的哲学思想。因此，汉武帝很自然地把儒学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进而使之成为全国大一统的统治思想。董仲舒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改造了儒学，创立了“天人感应”、“天人合一”说，满足了武帝加强皇权的政治需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要把儒家思想置于统治地位。从此，儒学便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

    在经济方面，武帝也进行了有力的改革。其一是改革币制，把铸币权收归中央。汉初，允许郡国私自铸钱，因而币制混乱，物价上涨，钱币贬值，严重妨碍了商品流通。更有甚者，这一放任铸币的政策使地方郡国、贵族官僚、富商巨贾大量聚敛了财富，为其对抗中央、反叛朝廷提供了经济基础。前１１３年，武帝下令禁止郡国铸币，销毁各地私铸的钱币，成立国家铸币机构，统一币制和铸币工作。新铸钱币称“五铢钱”（又叫上林钱或三官钱），它成为自武帝中叶至隋朝的六七百年间封建王朝统一使用的标准货币。

    其二是盐铁专卖，由国家统一经营。汉初，盐铁由私人经营，国家收税。文帝时，对盐铁经营采取放任政策，致使富商巨贾、豪强大族垄断了国家盐铁经济命脉，不仅使中央财政收入大为减少，也使一般百姓高价消费盐铁，加重经济负担。武帝于前１１８年下令禁止盐铁私营，专门设置盐铁专卖署，又在各地设盐铁专卖官，负责国家盐铁的专卖。盐铁官营后，中央政府增加收入以亿万计，支持了庞大的军费开支及其他行政用度。

    其三是实行均输、平准政策。前１１０年，武帝采纳桑弘羊建议，推行均输、平准新法，由国家统一调剂全国的运输和物价。均输，即调剂运输，平准即平衡物价，这一政策既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又使百姓小民免受富商大贾的盘剥。

    其四是实行算缗、告缗制度，打击富商巨贾的偷税行为，增加政府的收入。缗是穿钱的绳子，亦指成串的钱，一千文为一缗。算缗，就是向富商和高利贷者征收财产税，每两千钱抽税一算（二十钱）。告缗，就是鼓励检举告发偷税漏税者，核实后奖励告发者一半。令行后，告缗成风，中产以上者大多被告，罚没之货物以亿计，奴婢以万千计，大县之田产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邸无数，中产以上商贾多数破产（《汉书·食货志》）。此外，武帝还治理黄河，兴修水利，推广先进的农耕技术和生产工具，又移民屯边，开发边陲。

    凭着雄厚的经济实力，汉武帝积极开疆拓土，扩大版图。他多次大规模对匈奴用兵，使西北匈奴边患基本解除，保障了黄河流域广大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他又消灭了南越割据政权，统一了两广地区，并在云、贵等省设置郡县，加强了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与融合。

    随着疆土的拓展、国力的强盛，汉武帝又实行积极的外交政策。他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到达大月氏（今新疆西部）、乌孙（今新疆伊犁河一带）、安息（伊朗高原）等地，并开辟了由长安经河西走廊到达欧洲罗马帝国的“丝绸之路”。他还开拓了西南、东北和东南边境，使中国的版图初具规模，为建立和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基础。

    然而，任何历史人物都具有两重性，汉武帝也不例外。他是最迷信方士、鬼神，孜孜以求长生不老的帝王。从年轻到年老，他一生都在祀鬼敬神，幻想长生不老。为了追求灵丹，寻求仙境，他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虽然多次上当受骗，但仍执迷不悟，痴心不改。事业的成就和边土的开拓，又助长了汉武帝的好大喜功和骄奢淫逸，他广筑苑囿、宫殿，陈设极为豪丽。各种浩大的开支又渐渐耗尽了文、景以来的积蓄，尽管进行了经济、财政改革，但仍不能满足需要，沉重的财政负担最终要落到劳动人民头上，从而迫使农民大量破产流亡。前１０７年，关东流民达二百万，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遍及山东、河南、河北。

    但刘彻毕竟是一个比较清醒的皇帝。到了晚年，他开始认识并检讨自己的过错。前８９年，他最后一次巡游山东海滨，求仙不遇，回驾到钜定县（今山东广饶县北），见农民正忙于春耕，便也到地里参加劳动。到泰山明堂里祭祀时，又对天地神灵和大臣们自我检讨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受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同年６月，他又下了一道“罪己诏”，检讨了加重百姓赋税、兵役、徭役负担的过失，宣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与民休息。看来，武帝的忏悔是真诚的，因为他确实这样做了。经过两年的努力，西汉社会又趋于安定，并开启了以后的“昭宣中兴”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