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上海惊心动魄的一幕

临危受命

    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即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７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有上海、江苏、山东、湖北四省市和南京、武汉、济南三军区负责人参加的第一批打招呼会议。


    与会人员对中央除掉“四害”的果断措施都很振奋，表示完全拥护。只有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马天水如闻晴天霹雳，他斗胆提出：４位领导是不是篡党夺权？为什么一定要抓起来隔离审查？甚至还要求见见他们，希望中央宽大处理……他回到住地后，愤愤不平地上书中央表示对解决“四人帮”强烈不满，指责中央是“搞突然袭击”、“宫廷政变”，是“修正主义上台”。

    为了进一步摸清上海的反应，１０月８日中央指派苏振华、倪志福约见上海警备区司令周纯麟。周的表态很明确，坚决拥护中央决定，并反映了马天水参加打招呼会议后的抵制态度和反常行为。然后，苏振华、倪志福、周纯麟找马天水谈话，对他的抵制态度进行了严厉批评和警告。苏振华接受周纯麟的建议，提请中央对上海采取釜底抽薪的紧急措施，速把“四人帮”余党徐景贤、王秀珍叫到北京，敲山震虎，打乱上海“四人帮”余党的阵脚，避免随时可能发生的反革命武装叛乱。

    “四人帮”搞武装叛乱并不是危言耸听。早在１９７５年８月，“四人帮”的核心成员王洪文就在上海多次说过“要警惕修正主义上台”，“要准备打游击、打巷战”，公开建立了直接受他们领导的“上海市民兵指挥部”。王洪文多次视察民兵装备，带领民兵训练。王洪文安插亲信王秀珍、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等当头头，成了名副其实独立于解放军之外的“第二武装”。王洪文大肆叫嚣：“上海民兵是我和春桥两人搞起来的，这个队伍不要被别人指挥。”他们动用地方经费３０００多万元，私造了大量武器。在发出毛主席病危通知的第二天，他们就通知马天水把库存的几十万支枪发到基层民兵手里，随时待命。毛主席逝世后，张春桥派人送信给马、徐、王，指示要准备接受“严峻考验”，并告知“上海有大考验，要打大仗”。

    为了避免上海出现武装暴乱，彻底粉碎“四人帮”在上海的帮派体系，中央政治局作出立即派出中央工作组接管上海的重要决定。

    最后，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３人为领导核心的中央工作小组成立。

秘密进沪

    １０月２０日下午４时４６分，中央工作组在苏振华的率领下乘中央特派专机向上海飞去。苍茫暮色中，飞机降落在虹桥机场１号停机坪。这时候的虹桥机场正处于严密的戒备状态。专机到达前的５０分钟，听到风声的上海市警备处抢先一步来到机场，对飞机进行武装监视。苏振华神情镇定，带领中央工作组在“四人帮”余党的监视下顺利进驻海军上海基地司令部。

    中央工作组一到，马上连夜开展工作。他们首先与中央先期秘密派往上海以考察工作为名了解和掌握上海余党动向的同志取得联系，又召集驻沪三军的主要负责人了解马、徐、王返回上海后的动向以及他们所掌握的情况。

    情况为：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到上海后，群众连日自发走上街头，高举红旗和标语游行，热烈拥护党中央对“四人帮”采取果断措施。虽然群众自发的游行示威给旧上海市委以强大的政治压力，但是文革中出现的一些造反派头头，乘机拉队伍，搞串联，试图东山再起。特别是马、徐、王返沪后，借机向中央施加压力，宣称由于群众的自发活动使市委机构已经整个瘫痪，并表示将采取坚决措施予以镇压，流露出使用武力镇压群众，挑起群众斗群众的动向，企图以此扭转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大方向。

    １０月２０日深夜，由中央办公厅正式通知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告知由苏振华、倪志福、彭冲领导的中央工作组已经到达上海。这时，马天水才醒悟上海警备处所报“天黑时北京来了一架专机被海军车队接走”，原来就是中央工作组到了上海。这一通知让马、徐、王３人顿时如五雷轰顶。

平定危局

    １０月２１日凌晨３时，苏振华找马天水单独谈话。马天水看到苏振华、倪志福和彭冲表情严肃地端坐在陈设简陋的会议室里，便假惺惺搭讪说：“你们怎么可以住在这里。可以住锦江饭店，也可以住兴国路，那边房子都空着，条件比这里好。”苏振华没有理会，直截了当地宣布中央决定：“党中央根据上海的情况和你们的要求，为了稳定上海局势，搞好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决定派中央工作组进驻上海，工作组由我们３人领导。现在请你把从北京回来后如何贯彻执行中央精神的情况如实汇报。”

    马天水措手不及，结结巴巴地说，从北京回来后，已把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向常委和区县局干部作了传达，并印成文件发到基层，现在群众都起来了，冲击市委，我们难以控制局面，难以工作。昨天下午的揭批大会有上百万人，我们去参加了，不让我们发言，搞得很狼狈。现在，工作组来了，我们就好办了，我们保证服从你们的领导。

    苏振华立刻郑重地告诉马天水：“我们是工作组，主要是了解情况。市委的正常工作，还是由你们负责，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在‘四人帮’的问题上你们陷得很深，现在要打起精神，将功补过。不管上海出了什么问题，还是由你们负责！”

    １０月２１日晚７时，在同一间会议室，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又召集马、徐、王３人谈话。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是上海如何贯彻中共中央精神，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声讨“四人帮”的反党罪行。苏振华说，１０月２４日北京要召开百万人大会，全国各地都要召开这样的大会。“四人帮”曾在上海为害一方，开好这个大会尤为重要，对全国揭批“四人帮”会产生巨大影响。尽管上海市委在“四人帮”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要揭发交代检讨，但是首先要办好这件大事，并警告他们不要再搞小动作，不要搞什么所谓的“合法斗争”。

    为防不测，苏振华特地把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同志请到上海，抽调人员进驻上海警备区，驻沪部队进入战备状态。苏振华指出，鉴于“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贼心不死，所发枪支尚未完全收回，动用武力的险情依然存在，请南京军区继续加强戒备，特别在苏、浙一线，部队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海军负责海面警戒，警备区与武装叛乱活动有牵连的人立即调回，保证上海不出乱子。

    数日来，工作组驻地每夜灯火通明，所有成员衣不解带紧张工作。苏振华、倪志福、彭冲连续听取各方面的汇报，根据掌握的情况，针锋相对地制定对策和采取措施，防止出现任何动乱，并把每日情况向中央上报。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２６日，中央作出改组上海市委的决定。苏振华为保证落实中央制定的“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方针，与倪志福、彭冲等反复研究，决定从上海市委原常委入手，彻底查清“四人帮”在上海的帮派体系和罪行。

    从１０月２７日起，一连数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在上海锦江饭店亲自坐镇，召开上海市委常委会，让原市委书记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和常委张敬标、冯国柱、王少庸等人必须参加，自己交代、互相揭发有关发动武装叛乱的问题。

    马、徐、王３人知道武装叛乱的重大后果罪责难负，于是避重就轻，互相推诿，能瞒则瞒，能推则推，继续负隅顽抗。

    苏振华果断决定采取组织措施，将参与武装叛乱拒不交代、民愤极大的上海市委原７个常委交上海警备区监护，实行隔离审查；对有所交代但罪行深重的陈阿大等６人送回原单位监护，专案审查。“四人帮”上海余党的核心集团彻底土崩瓦解。

    经过深入追查，中央工作组获取了马、徐、王等人发动武装叛乱的一批罪证，基本查清了“四人帮”余党从１０月８日至２０日的一系列罪恶活动。

    从１１月４日开始，苏振华带领新市委又开始领导新一阶段的揭批查运动。这一阶段的运动主要是广泛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揭发批判声讨“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教育群众，政策攻心，帮助挽救犯错误的干部，从上到下分化瓦解“四人帮”的帮派体系。

    后来，在审判“四人帮”时，法庭出具的各种证据材料有１／３是上海提供的。主持审判工作的彭真同志曾说过，上海的清查工作最彻底，没有上海的清查，对“四人帮”的审判就无法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