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他们仨”

    怀着无比的虔敬，读了杨绛先生近著《我们仨》。如果说，她以前的《干校六记》把我们带到了３０年前的偏远农村，陪着社科院的知识分子感受生活的无奈和生命的挣扎，那么，这本书则把我们请到了她曾经拥有的那个三口之家，使我们得以近观她、钱钟书先生及其独生女儿钱瑗组成的精神家园，感受他们仨的超人禀赋和深博学养，他们仨的自我奋斗和无私奉献，他们仨的与世无争和宠辱不惊，他们仨的清白自守和寂寞自甘。

    作者是著名的翻译家和文学家，钱先生更是国学、比较文学已臻化境的大师级学者，名扬海内外。必须指出，作者绝不渲染辉煌，只是用最朴素的语言、最谦和恬淡的心态，简洁平实地随意叙说，叙说他们仨在６０多年前的聚合，大半个世纪的颠簸和两年之间的迅速散失，叙说她这个上世纪的中国高知家庭在风雨飘摇中一再沦落一再重聚，在重聚中的天伦之乐，包括伉俪间从牛津到清华园到燕园的琴瑟和谐，还包括从单位的筒子楼到女儿曾住的学生宿舍到学部办公室他俩都能架床支灶安家落户且相濡以沫乐在其中的“游击生涯”。

    “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并非男儿的杨先生的回忆当然难以完全规避那些不愉快的经历，但从简从淡点到为止，显示了这位学者的豁达和大度。是的，捧书开卷，一种崇高的道德修养，一种美好的人格魅力，一种至纯至善的心境，一种至真至淳的情愫，浑然汇成一股强大的思想冲击波，扑面而来。解放前，钱先生辞谢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位，为的是“不受大棒驱使”；为了不与蒋介石握手，他不赴晚宴“趁早溜回”了家。１９４９年，“从来不唱爱国调”的他们不愿出国，“等待解放”。他俩先执教清华，又同调社科院，钱先生还兼任《毛选》和毛泽东诗词的翻译、定稿工作十几年。他在工作中“听从领导，同事间他能合作，不冒尖，不争先，肯帮忙”，这位学贯中西的专家本属外文所，因工作需要调到文学所，独立选注宋诗，又注唐诗，这都是必须“读书破万卷”的硬工程，他乐此不疲。他们有４个年头儿蜗居“南北二墙各裂出一条大缝”本是办公室又做过储藏室的危房，这危房竟诞生了钱先生的惊世之作《管锥篇》，和杨先生的两卷八册西班牙文原著的中译本《堂·吉诃德》。“我们只愿日常相守”，“各据一书桌，静静地读书工作”。他们仨各有出访任务，都“不愿再出国”。有多少名人，对物质财富蝇营狗苟，对名誉地位锱铢必较，可是他们仨却视若敝屣！

    “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天赐给老两口儿一位聪慧可人的小天使，４岁的钱瑗就会与爸爸争夺对妈妈的发现权：“我一生出来就认识，你是长大了认识的。”“文革”中，多亏已是“红卫兵”的女儿在门口贴了要和“牛鬼蛇神”的父母划清界线的大字报，回家却紧偎在父母身旁。杨先生至今还在品咂彼时彼刻女儿温暖袭人的紧偎，已为人师的钱瑗还在说“我跟老爸最‘哥儿们’”，杨先生至今还在品咂父女俩没老没少地打打闹闹给家庭带来的生趣。

     然而祸不单行，钱先生１９９４年住院，钱女士１９９５年住院，１９９７年钱女士病逝，享年近６０岁，１９９８年钱先生病逝。“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呵！“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死者长已矣，愿杨先生珍重。至此，我禁不住要念涅克拉索夫的诗：“上帝呵，这样的人／如果不常差遣到世上／生活的田野／就会荒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