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华夏文明的圣火灵光

    钧瓷是北宋以来历代宫廷珍藏的传世国宝。出于对钧瓷的钟爱，我们对当代钧瓷研究专家晋佩章先生尤为关注。２００３年金秋，欣闻晋佩章先生被中国陶瓷协会评为首届中国陶瓷大师，深感众望所归，兴奋异常。一个假日，我与众好友相约，驱车二百余里，从郑州直抵禹州市神镇晋先生家，登门造访。

    晋佩章，１９２６年９月生于河南禹州火龙镇晋村，１９４８年中原大学毕业，１９４９年春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１９６２年５月转业地方，进入神镇，历任钧瓷一、二厂供销股长、实验室主任，教育及技术科长，高级陶艺工程师、河南省陶瓷艺术大师。１９８８年９月从瓷厂离休，创办“刘山陶艺实验室”。

    算起来，晋老献身钧瓷艺术事业已经整整四十一个春秋了。此时，凝视着面前这位七十七岁的陶瓷艺术大师，令人不禁想到，他那敦厚慈祥的容貌，他那经历沧桑的额纹，他那博学睿智的谈吐，他那诚信谦和的风度，周身质朴无华，厚道端庄，多么似一尊令人景仰、受人爱戴的钧瓷啊！

    应我们所请，大师从书柜取出资料，然后不紧不慢，娓娓道来，轻轻向我们揭开了他四十余年的陶瓷艺术人生。

踏遍禹州寻觅

    禹州，位于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的河南腹地，西部、北部和南部为山区丘陵地带，中部是平原。颍河、兰河及支流磨河、肖河、潘家河、管河、书堂河、扒村河、青龙河、吕梁河等十多条河流，常年流淌，潺潺不断。境内陶土、煤矿、铁矿丰富，瓷窑星罗棋布。数千年的人文历史，弥足自豪。

    １９６２年５月，晋佩章从军队转业，三进神山城，来到这块历史厚重的神奇土地，进入禹县第二瓷业生产合作社，开始了瓷器的生产销售工作。工作中，他对钧瓷的历史产生了许多问题；与此同时，也对钧瓷的研究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研究钧瓷应当从何入手，他为此多次请教老瓷工和专家。经过学习，反复思考，他终于明白了：要研究钧瓷历史，必须首先弄清古代禹州的历史和古钧窑址的分布。要通过普查古窑遗址，发现并采集古钧器和古瓷片。在掌握大量古钧器和古瓷片的实物之后，结合历史对比分析，才有可能将钧瓷研究工作由表及里，推向深刻的层面。而要弄清钧瓷窑址的分布，单单坐在办公室里是不行的，应当走向野外，寻访百姓，亲自勘察。

    他时而结伴，时而独行，深入西部山区和丘陵地带，走访千家万户，细心观察，耐心寻觅，采集了大量的瓷片标本，又发现了一些新的古窑遗址。钧瓷的艺术魅力，深深吸引着他。再苦再累，晋佩章无怨无悔。结合各时期、各单位、各位专家调查确定的古钧窑址，他满怀激情在地图上认真地一一做了标记。他统计，禹州总计发现古窑遗址一百六十三处。按历史朝代划分，唐代四处、北宋早期十五处、中晚期四十处，金元时期五十八处，明清时期四十六处。全市二十二个乡镇，发现古窑址的十五个乡镇。最多的磨街乡二十八处，其次神镇二十五处，再次是花石乡二十三处。按地理概念划分，十二个山区丘陵乡镇共有古钧窑址一百六十处，三个平原乡镇只有三处，古窑址几乎都在禹州西部、北部和山区丘陵地带。

披览古籍搜求

    调查古钧窑址，采集各种瓷片，是进行钧瓷研究的首要条件。调查固然重要，但真正拂去瓷片上的千年尘土，打开钧窑的历史尘封，还要靠古代典籍的钥匙。于是，几乎在调查寻觅的同时，晋佩章开始了一场史海钩沉的艰苦战斗。

    “钧瓷”之名由何而来？这是人们张口而出的问题，也是晋佩章从事钧瓷研究的发端。有人说，钧瓷因产自钧州而得名。那么，禹州历史上何时称钧州呢？晋佩章查阅古籍，确认金世宗完颜雍大定二十三年，即１１８４年将阳翟改称钧州。阳翟是禹州从秦汉至金大定间的地名。如果钧瓷因钧州而得名，其历史最早只能始于金大定年间。事实上，北宋时期各种典籍中已有“钧瓷”、“官钧”的记载。显然，钧瓷以钧州而名的论断是错误的。那么，“钧瓷”之名的正确来历又是什么呢？晋佩章发现《竹书纪年》记载：“元岁癸亥，帝（启）即位于夏邑，大飨诸侯于钧台。”
《左传·昭公四年》也有“夏启有钧台之享”的记载。古钧台在阳翟城南十五里处的钧台坡。历史的车轮滚动至宋朝，阳翟盛产瓷器，且因八卦洞在城北门钧台之下，故将八卦洞瓷窑统称为钧台窑。取“钧轮天下”平均分配之意（制造陶瓷之转轮），遂称其瓷为“钧瓷”。

    弄清了“钧瓷”之名的由来，那么，钧窑的历史渊源又是怎样的呢？这是晋佩章多年来致力研究的又一重要课题。

    一般认为，钧窑始于宋初，钧台窑是钧窑发展的鼎盛时期和典型代表。宋初的钧窑追根溯源又是怎样的呢？故宫博物院研究室原主任、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原会长冯先铭最早提出始于北宋初年（９６０－１００８）。晋佩章对比研究发现，宋钧窑中天蓝、月白釉饰红斑的装饰技法，与鲁山县段训窑等窑烧造的黑釉带乳白色中呈现的蓝斑具有某些相似之处，而鲁山段店窑的黑釉带乳白色中呈现的蓝色斑是一种“高温窑变花瓷”。“花瓷”这一概念，最早见诸南卓的《羯鼓录》：“不是青州石末，就是鲁山花瓷。”南卓是唐宣宗李忱时代的人。南卓的《羯鼓录》成书于唐宣宗大中年间，时间为公元８４８－８５０年。可以断定，花瓷的生产和在社会上的广泛流行，应早于《羯鼓录》的成书年代。又据鲁山县考背乡孤山村罗山村民王民权和王建民在田间劳作时，曾从地下挖出一把唐代双系曲柄短流彩斑花瓷壶，花瓷壶内装满了“开元通宝”钱币。“开元”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年号，时间在公元７１３年至７４１年。晋佩章据此认定，唐代花瓷的创烧时间当在公元７００年左右。他的这一研究成果，不但深化了对唐代花瓷的认识，而且给宋代钧瓷的起源发端找到了雄辩的物证。将钧瓷的历史渊源向前推进了二百多年。

汲古滋今研制

    清光绪七年（１８８２年），神镇著名陶瓷艺人卢天恩、卢天福、卢天增三兄弟沿用传统工艺在烘炉内烧造出五光十色、鲜艳夺目的天青、月白、天蓝带红紫斑的仿宋钧瓷。其中一件天青挂紫玫瑰的炉钧鸡心盘和一件天青带朱砂红的炉钧乳钉瓶被大英博物馆作为价值连城的宋钧收藏。这件事给了晋佩章以极大的鼓舞。他认为，汲取古钧烧造的传统工艺，引进高新科技的现代手段，通过艰苦的试验，掌握钧瓷的成色机理和窑变规律，使传世国宝——宋代官钧在艺术上重放光辉，是完全不可能的。

    晋佩章的“刘山陶艺实验室”仿古研制的主攻方向，首先直指钧釉的研究和配制。唐代的颜色釉曾经烧制出绚丽多彩的高温花瓷。唐代花瓷釉是属于厚釉系统的装饰釉。这种釉本身既是釉又是彩，以绚丽多彩的釉色著称于世。唐代颜色釉是在黑釉、褐釉、黄釉、青釉、天蓝釉面上施以不同的配料，泛出天青、月白、褐绿、暗黑、紫红等繁杂的花釉彩斑，呈现出黑釉底蓝斑月白斑，也有青釉底紫红斑或黑褐斑。斑点有的规则，有的散乱。为了探索唐代颜色釉的化学成分，晋佩章和他的助手们选择禹州、郏县、鲁山三地出土的唐代花瓷标本分送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理工教研室进行现代高新科技的仪器分析，结果发现了黑釉、蓝釉、白釉形成的理化原因和物质构成。他们立即运用当地含铁黏土、长石、石英、方解石和草木灰按比例组成配方经过上百次的试验，果然取得了近似唐代花瓷的艺术效果。北宋早期钧窑的基本釉色是以刘庄窑为代表的像青玛瑙和蓝宝石般纯粹、明快，像蛋白光泽似的各种蓝色乳光釉，釉色以天青为主，少数天蓝、月白，还有葱绿、米黄和挂红紫斑纹，看上去犹如夕阳西下时万里晴空忽然呈现出一片红霞，恰似浑然天成，别具一格。晋佩章通过科技渠道，运用现代陶瓷工艺学的原理再次分析，发现北宋早期钧瓷釉料中含有各种微量呈色元素，配料时由于原料未能均匀拌和，致使经窑内高温焙烧呈色金属元素的粒子自由运动结合，形成更加斑斓的花纹和斑点结晶；窑内的气氛和釉层的厚度也会对某些金属呈色元素（如铁、铜）的氧化物产生影响，呈现出绚丽缤纷的各种色调，使釉质纯粹、莹润如玉的美丽窑变和乳光效果得以实现。

    晋佩章以“刘山陶艺实验室”为阵地，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努力将研究成果化为五光十色的钧瓷精品。此外他还参与博鳌亚洲论坛２００３年年会国礼“祥瑞瓶”的研制。为解决瓷釉的顶级质量，晋佩章将自己多年研究出来的钧瓷秘方无私地贡献出来。结果烧制出来的“祥瑞瓶”真正是内涵丰富，造型完美，花釉窑变自然，形与釉得到完美结合。

呕心沥血著述

    钧瓷是历史厚重、博大精深的中华瑰宝，但钧瓷发源地的禹州当今相对文化落后，技术保守，常常出现人亡艺绝的停滞局面。要解决这一问题，晋佩章认为，老专家、老艺人一方面应当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毫无保留地传授给青年一代，对好学上进的学生做到“有问必答”、“有求必应”，代代相传，发扬光大；鼓励青年一代继续探讨，对钧瓷的认识和研究一刻不能停息；另一方面应当把自己呕心沥血研究的成果著述下来，通过载体传播、流传。这是老专家、老艺人义不容辞的社会义务。

    二十多年来，他在各种报刊、出版社发表和出版的关于钧瓷、汝瓷的调查报告、工艺探索、艺术赏析和史志文献辑录达三十篇（种），总计六十多万字。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生命不息，研究不止。为再现中华“传世国宝”钧瓷的圣火灵光，晋佩章决心率领他的学生们继往开来，再创佳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