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文化的传承者

    察身不敢诬，奉法令不容私，尽心力不敢矜，遭患难不避死，见贤不居其上，受禄不过其量，不以无能居尊显之位，自行若此，可谓方正之士矣。———摘自《汉书·晁错传》

    上述的这段话是我国著名的高科技企业———方正集团全体员工的座右铭，也是方正集团名称的来源。而讲这段话，并身体力行实践这段誓言的人，就是出生于颍川郡城南一个小乡村（今禹州小吕乡晁喜铺村）的西汉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御史大夫晁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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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风秋雨谒晁坟

    一个秋雨缠绵的日子，记者来到市烈士陵园。市烈士陵园西北隅，一个高大的坟墓孤零零地静卧在秋风秋雨中。坟墓前有一块立于清乾隆三年的高大石碑，上书“汉御史大夫晁公之墓”。被明代政治评论家李贽称为“善于谋国而不善谋身”的方正之士晁错，据说就长眠于此。

    对于此墓，文物专家们还认真地进行过一番考证。

    据禹州教之忠先生说，“文革”期间兴起过一段“尊法批儒”的高潮，对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思想大为推崇，于是韩非子、商鞅、晁错等一批法家思想的代表，倍受当时人们的尊敬和关注。爱屋及乌，于是他们的生平活动以及死后的葬身之地，都成了人们争相研究的对象。

    教之忠先生回忆道，当时省文物部门得知许昌有法家代表人物晁错的墓，便派了一支由省里顶尖专家组成的文物考古工作队前来考证，期望能在全国的文物考古方面放一个“卫星”，以配合如火如荼的“尊法批儒”形势。孰料专家们来到一看便都默不作声了，临走时对许昌的同志说，既然清代立碑认定是晁错的墓，那现在还说是晁错的墓吧，要保护好，千万别发掘。

    记者在写此系列稿件之前，对晁错的了解并不太多，记忆中只有两件事情能与晁错挂上钩。一件是上初中时历史课本上写的汉景帝时期发生的“吴楚七国之乱”，吴王刘濞打着“清君侧，诛晁错”的旗号进行谋反；另一件是大学时期学习的古文《论贵粟疏》，其作者就是晁错。尤其是《论贵粟疏》一文，论点鲜明，言语犀利，排比段落气势磅礴，与同时期贾谊的《过秦论》堪有一比，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于是记者认为晁错应该和贾谊一样，是汉代一位擅写政治大赋的文学青年。

    然而，通过查阅资料才感觉到，晁错的政治修养和政治抱负如同一个大海，而《论贵粟疏》、《守边劝农疏》、《言兵事疏》等这些诗词歌赋只不过是大海里翻卷起的一朵朵思想的浪花。

  
                                举“贤良”平民入仕

    晁错大约出生于汉高祖初期（大约在公元前200年），幼年时拜在当时著名法家理论大师张恢门下学习申商之术。申商之术指的是申不害和商鞅的法家学说。申不害和商鞅都是战国时期法家早期的代表人物，以在政治上变法、改革，为国君提供统治权术而著称于世。因此从晁错求学的方向可以看出，他致力于成为一个辅佐国君的贤臣，从而实现自己的伟大政治抱负。

    汉高后八年（公元前180年），吕后驾崩，丞相陈平和太尉周勃平定诸吕叛乱后，拥立刘恒（汉文帝）为帝。刘恒即位后，诏令大举天下贤良。年仅弱冠的晁错以贤良文学被举荐为奉常掌故，从此开始了自己的政治旅程。

   “贤良”是汉代为选拔官吏特设的察举科目之一，虽然不是每年一次，但打开了平民进入政界的一条通道。汉文帝即位时，正值天下初定，汉王朝要在大乱之后迅速建立起统辖全国各地的庞大行政机构，迫切需要大量有才能、有知识的官吏。出于这种政治形势的需要，汉文帝不拘一格，不论出身门第，广求人才。他采用官吏推举的办法，启用来自民间的饱学之士。这种察举制度的增设堵塞了公卿诸王招纳贤士、养宾客与朝廷争夺贤才的漏洞，同时天子也可收重士之美名。晁错虽不是出身名门贵族，但他生逢盛世，又遇明君，因此得以脱颖而出。

    奉常掌故这个官，主要职责是掌管古代的历史文献典籍，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图书馆或档案馆的部门负责人。近水楼台先得月，晁错得以博览群书。

    然而，兵荒马乱后的汉朝初年，所存史书可谓少之又少。


                              习《尚书》成为“智囊”

    中国文人画中有一个常见的题材，就是“伏生授经图”。该题材画的是一个耄耋老叟手持一卷古书在传道、授业、解惑。过去看到此题材的画作时，记者不晓得所画何意，及至此次写晁错的时候才知道，伏生授经最重要的学生就是晁错。

    公元前212年，秦始皇采取丞相李斯的建议，焚烧《秦纪》以外的列国史书，并将460多名儒生坑杀于咸阳，史称“焚书坑儒”。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中国的历史文献几乎遭到彻底毁灭，文化受到空前摧残，学识渊博的文人学士多被坑杀。祸不单行，楚汉相争时，楚霸王项羽引兵入关，火烧阿房宫，大火三月不灭，包括《诗》、《书》在内的国家图书在劫难逃。因此到了汉文帝时，像《尚书》这样的古籍，朝廷里既找不到，也找不到能够讲授的人。

   《尚书》古时称《书》，亦称《书经》，是儒家经典著作四书五经的重要组成部分。《尚书》是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内容涉及虞、夏、商、周四代，大部分是古代帝王向臣下或民众发表的训令和军队发布的文告以及大臣们向君王提出的建议和规劝，还有一小部分是关于远古历史的传说。相传《尚书》是孔子编选而成的。它虽说一向被称为经，但论其性质，确切说应是一部古代的史书，尤其是商周两代的重要史料大都保存其中。《盘庚篇》可以说是我国原始的档案文献记录。如此珍贵的史料，在西汉初期却见不到了。

    汉文帝刘恒非常重视历史文化，尤其是古籍的整理。他派人多方打听了解，希望能找到一个精通《尚书》的学者，到宫中传授。最后汉文帝打听到齐地（今济南附近）有一个名叫伏胜的老先生，人称伏生，嗜古好学，对《尚书》研读尤精。战乱时期，他把一卷《尚书》藏在墙壁夹层里。至楚汉战争结束，伏生又从墙壁夹层中找出简册，但不幸其中有几十篇亡失了，拼凑残简共28篇。

    汉文帝听说伏生能讲授《尚书》很高兴，有心让他入宫。可这时伏生已是90多岁的老人，无法入宫。为了使古籍文献得到保存，汉文帝决定派人到济南跟随伏生学习。经过选拔，晁错接受了这一历史使命。

    待晁错来齐地找到伏生时，伏老先生因年老齿脱，说话言语不清，同时又是齐地方言，词语模糊不易听懂，这给晁错的学习带来极大困难。多亏了伏生的女儿羲娥主动帮助晁错，逐字逐句向晁错转述父亲的话。晁错不懂或弄不明白的地方，她一一为之讲解。正是靠了这位师姐的帮助，晁错才得以将伏生口述的那些上古历史文献逐篇加以整理，并用当时通行的文字记录下28篇，后来又得一篇《秦誓》，合编一起，称为《尚书》，即上古之书。

   《尚书》上起唐尧，下迄春秋，历时1300多年，是我国上古重要的历史文献之一。晁错一生最大的贡献之一，便是为我们整理和保存下了28篇上古历史文献，这对我们了解古代历史以及古代文化的传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学成归来后，晁错为汉文帝逐篇讲授了《尚书》。一些国君的修身治国方略，深深地打动了汉文帝。汉文帝认为晁错是一个难得的贤才，便决定把他留给太子，为汉家的千秋基业作长远打算。于是汉文帝诏命晁错为太子舍人，不久又改为门大夫和太子家令。太子舍人、门大夫、太子家令都是太子的属官。汉文帝让晁错常居东宫，成为太子的良师益友。

    这个太子就是刘启，也是以后的汉景帝。

    由于晁错生性刚直，为人严峻，不喜讨好献媚，且博学多识、能言善辩、发言多切中时弊，这一切都使太子佩服。他把晁错当成自己的良师、好友和知己，亲切地称之为“智囊”。以至后来景帝继位后，对晁错是“言事辄听，幸倾九族”，并使晁错位至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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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链接:七国之乱

    汉初年，高祖刘邦大杀功臣，铲除异姓王，但又以兄弟少、诸子年纪小为理由，大封同姓为王，为诸王叛乱埋下祸根。

    经过几朝的演变，到景帝时诸王势力越来越大，其中齐、楚、吴3个封国几乎占天下之半，严重地威胁着汉王朝的中央政权。大臣晁错建议景帝进行“削藩”，以减少诸王的封土，从而巩固中央政权。景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下令在众同姓王中推行“削藩”的政策，激起诸王强烈反对。汉景帝三年正月，吴、楚等7国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发动武装叛乱，史称“七国之乱”。

    景帝有些慌张，听信谗言，诛杀晁错。但诸王的军队还是不退，继续挺进。景帝悔恨之余，决定以武力平叛，于是派遣太尉周亚夫率兵征讨。周亚夫以坚壁固守的战术，多次挫败吴楚联军的进攻。历经3个月，叛乱被平定。

    七国之乱的平定，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汉高祖分封同姓王所引起的矛盾，巩固了汉王朝中央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