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很有名,《胡适文集》却肯定不是畅销书,何况是煌煌七卷本的《胡适文集》。
腊月二十九那天,天空漫卷雪花,到处弥漫着新年的气氛。鬼使神差,我却在飞雪迎春的日子里走进新华书店。新华书店里洋溢着浓浓的书香,大多是父母领着孩子在选购辅导教材。我一眼就瞥见《胡适文集》静静地躺在书架上,精美的装帧、大气的版式,使它显得与众不同。我的心怦怦直跳,好久没有遇到让人一见心动的书,有一种初恋的感觉。
在温馨的节日里,能遇到一本好书,是一种福气,也是一种缘分。2003年春节,我遇到了唐浩明的《曾国藩》,2004年春节,我遇到了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2005年春节我遇到了《胡适文集》……
古人说:大雪封门读禁书。如今,读禁书的时代早已过去,但在白雪皑皑的日子里读书,也是一件雅事。何况,《胡适文集》在30年前也是禁书。
“我的朋友胡适之”,在上世纪20年代思想文化界是相当时髦的一句话,当时文人骚客莫不以认识胡适为荣。胡适的影响绝不仅仅在上世纪20年代,他的影响是深远的。当然,胡适的名字在我们这一代眼中并不是一个好名字,这位戴着黑边眼镜,文质彬彬的书生学者,在相当长的时代里,他的哲学思想被看成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货色,他本人也被看成是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帮凶。他曾在1919年写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反对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认为这是让别人牵着鼻子走,并自称这是“我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回合”。上世纪50年代批判胡适的这一观点应当说是没有错的。
上世纪80年代后,胡适才开始以学者、思想家、自由主义者的本来面目走向大众。实事求是地说,胡适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主要倡导者,在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曾经有过重大的影响,是现代中国文化界学术界较有成就较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堪称一代宗师,桃李满天下,对中国文化有着最杰出的贡献。上世纪30年代末,毛泽东在延安曾对斯诺回忆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可见胡适对毛泽东的影响之大。1949年,胡适跟随蒋介石败走台湾。据说,毛泽东曾说过:“胡适要是留下来,可以让他当图书馆长。”
近年来,随着年龄的增长,读书的口味大变,以前很好看的小说读不下去,一本正经的论文更是味同嚼蜡,倒是对那些浸淫着历史岁月的回忆文章、日记、书信兴趣盎然。读《胡适文集》也是从最后一卷第七卷的书信、年谱开始。信是写给亲朋好友的,带有私密性,因而也更加真实可信。
比如这封评价鲁迅的信,便很有价值,也可以看出胡适的为人以及实事求是论人的心胸。这封信是致著名女作家苏雪林的。苏雪林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位著名女作家,与鲁迅不和,长期攻击鲁迅先生,特别是到台湾以后,对鲁迅的诬蔑更是变本加厉。1936年10月,鲁迅逝世后,苏雪林又给胡适写信,攻击鲁迅及左派文艺的“旧文字”和“恶腔调”,胡适感到苏雪林太过分了,因而在回信中替鲁迅说话:“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先生当日误信一个小人张风举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亻良工译出了,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笑,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
胡适承认鲁迅的小说史研究和早期小说成就,而看不到鲁迅的杂文艺术贡献,这是胡适本人的认识,不能求全责备,但他能客观评价鲁迅,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却是难能可贵的。
书中收入的信件有许多是写给夫人江冬秀、儿子胡思杜的,从这些信中可以看到胡适作为丈夫、父亲的另一面。1939年,胡适仍在美国大使任上,非常想念自己的三子胡思杜,7月23日,他给胡思杜写信,寥寥数语,胡适思念儿子之情跃然纸上:
“今夜‘火星’(Mars)特别光亮,红得像红鲫鱼。再过四夜,七月廿七夜,是十五年中火星同地球最接近的一夜,所以全世界的天文家和爱看星的人们,这几天都特别准备看那一夜的火星。
我今夜也在外边看火星,很想着你,所以写这封信给你。你这几天看火星了吗?
……”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这是鲁迅先生的一句话,用在胡适身上也同样合适。胡适是一位思想家、哲学家,是一位学贯中西、著作等身的学者。但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在这一点上,他和普通老百姓一样,都有一颗“望子成龙”的心。
今年的雪特别多也特别大,在这白雪皑皑的日子,有一本好书作伴,该是多么惬意的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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