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回到了魂牵梦萦的娘家,许昌城西25公里的灵井镇小宫村,想寻觅那旧式的蓝黑色瓦房。可是,我只看见一间间两层小楼,传说中郑百万的转楼,当然一点都没了踪影。据家谱记载,老祖宗三兄弟,老大做生意用船舶运货直至南洋,生意字号为“新和号”,老大被尊为大老,绰号郑百万。郑百万是大善人,专门盖有“喜房院”,谁家穷人生了孩子,都可以住喜房院,管吃管喝。因此说小宫村地气好,人气旺,专出大人物。其后人都为老祖宗是郑百万而为之骄傲,可毕竟已是几百年以前的事情了。谁想到郑百万名声太大,其子孙后代大都一股脑儿成了地主成分。在20世纪的文化大革命中,因极左思潮大都成了被斗争对象,酿成多少悲剧,留下多少辛酸,让人不堪回首。
1950年土改时,小宫村通知父亲郑敏贤回乡分地,父亲说一则不会种地,二则又有了教师工作,也就没有回乡分地,当然成分不应是“地主”。可父亲为了表示对组织忠诚,想自己既是郑百万的后代,岂能不是剥削阶级,还是在履历表上“成分”这一栏内,郑重地填上“地主”二字。谁知这个成分给全家人带来多少灾难与不幸。父亲被打成了“黑帮”,我成了“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文化街祖母的家被红卫兵抄了个精光,床、桌、椅、衣物等一切家什被当作“四旧”拉走,屋里只剩下了一堆垃圾。70岁的祖母头被剃,反披着皮袄,赤着裹过的小脚,拉着架子车在街上被红卫兵押着游街示众。红卫兵一天要轮番去家批斗几次,祖母的脸被打肿了,腿被打瘸了。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竟被造反派冠名为“革命”。如果再这样下去,祖母的命就保不住了。我只好偷偷把祖母送到泉店张桥村,这里离小宫村只有一里多地,是奶奶的娘家,我想这样大概会躲过种种惨无人道的批斗吧。谁知红卫兵还是不放过,祖母被送回了小宫村。她坐在村头荒野,天不收地不留。我的远房哥哥郑元春看见村头坐个老人,上前去问:“大奶奶你怎么在这儿?”祖母说:“我是坏人,不要理我。”祖母虽已70岁高龄,已被逼到生死边缘,还是怕连累了别人。元春大哥找了大队支部书记,书记同意祖母住在郑元春家。祖母给元春做饭,元春下地干活,祖孙俩过着艰辛的日子。小宫村的乡亲们,一次也没有为难过她,知道她农村没有地,城里没生意,年轻轻就守寡,靠做针线过生活,日子过得很清贫。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高潮过去,父亲被解放了才把祖母接回了城。祖母在小宫村住了整整7个月,亲人全无音讯。我问元春哥:“奶奶哭了没有?”他答道:“她从来没有哭过!”奶奶坚强,随遇而安,把小宫当成了自己的家。我深深地感激郑元春和小宫善良的乡亲们,是小宫村的父老乡亲救了老太太的命。感恩,是我回小宫村的原因。
15年前,我在市体委担任领导职务,听许昌县体委汇报说灵井乡党委书记十分重视体育工作,支持灵井一中买地扩址修400米跑道的操场,把体育活动搞得很活跃。我主持在灵井乡召开了全地区的农村体育工作现场会。经申报,国家体委授予灵井乡“全国农村体育先进乡镇”的光荣称号。开会之余,我回了小宫,那房顶很大、房沿很长的旧式蓝瓦房还很多。据说以前沿着楼房可以从村前走到村后,从村西头走到村东头转上整整一圈。
小宫村不仅因档发生意兴隆而闻名遐迩,这里更是我的老家,这里有我最可亲可敬的父老乡亲。这份乡情有多深、有多浓、有多重,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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