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急需请个保姆,可熟人圈里物色不到合适的人选,家政市场上保姆又太紧缺,真是急死人了!”一段时间以来,不少群众反映保姆难找,而本报8月24日刊发的一篇报道《昔日为保姆 今朝是亲人》更是在社会上激起了“千层浪”。当前,我市保姆市场情况怎样?连日来,记者深入市区劳动力市场、家政服务机构及普通居民家庭,走访了大量相关人士,不禁发问———
人情替代合同
雇佣关系特殊
3年前, 市民胡女士从禹州老家请了一名小保姆照顾孩子。保姆只有16岁,初进胡女士家时什么都不会干,胡女士宽慰保姆不要着急,手把手地教她做家务。闲暇时间,胡女士经常与她聊天,了解她的家庭及想法。不到一个月,小保姆就胜任了自己的工作,对胡女士也信赖起来。小保姆回家探亲,胡女士提前买好礼品、车票,送她上车。有意见分歧时,胡女士往往采取多沟通、少指责的态度。3年过去了,胡女士一家和保姆相处融洽,小保姆渐渐成了胡女士的得力助手。女儿上幼儿园后,胡女士又出钱送保姆读了职工夜校,为她将来的就业打好基础。胡女士的保姆每次谈到雇主一家,总是满怀感激,庆幸自己遇到了好人家。
刘先生是一名下岗职工,独自带着不满两周岁的儿子生活。后来,刘先生也想找份工作,就将孩子托付给同在一个家属院居住的一对老夫妇照看。老人的女儿已经出嫁,生活颇感寂寥,孩子的到来给他们的晚年生活平添了生机和活力。老两口视孩子如孙子,对其疼爱有加,每月300元的劳酬也为他们带来了收入。过去并无往来的两家人因为共同抚育一个孩子慢慢拉近了距离。正应了“远亲不如近邻”那句老话,每逢两位老人身体不适,刘先生总是最先知道并及时陪老人就医;平时只要老人遇到生活琐事,刘先生一般随叫随到,免去了老人很多麻烦。两位老人做了好吃的,也不忘喊上刘先生到家里聚餐。半年下来,孩子健康成长,老人精神矍铄,刘先生也能专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刘先生告诉记者,现在他感觉已经离不开老两口了,孩子入托、入学后,他还想请他们帮忙接送,工资也会给他们涨上去。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市民在聘请保姆或钟点工时往往委托亲戚或熟人帮忙。维系雇佣双方合作关系的不是一纸合同,而是亲情或友情。这种情况无疑是积极和值得肯定的,但同时又是狭隘、片面、不规范的。双方建立信任,好像非熟人莫属;想使保姆踏实工作,好像雇主必须付出额外的报酬。不肯轻易向陌生人打开心扉,没有正规劳动合同来明确雇佣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使得整个保姆市场呈现一种自由、散乱、缺乏规范管理的原始状态。
雇主虽不好当
保姆也很难做
提起请保姆难,市民陈先生有一肚子话要说。据陈先生介绍,这已是自己第3次想要找保姆了,而在这之前,陈先生家曾请过两个保姆,但都因双方合作不愉快而告终。
陈先生雇请的第一个保姆是一位30多岁的市郊妇女。双方商定,包吃包住350元/月,由保姆包揽做饭、洗衣、打扫卫生等基本家务。共同生活不久,陈先生的妻子发现保姆干活比较粗心,经常丢三落四,比如做完饭忘关煤气、用完家电不拔电源,夫妇俩多次提醒仍不见效果。这使得两口子着实为儿子和家里的安全担忧,就连工作时也开始心神不宁。终于在一次保姆连门都没锁好就外出的情况下,陈先生客气地将其辞退。
第二位保姆倒是勤劳能干,就有个小毛病:闲来无事喜欢跟人聊天,而且言语无忌,“家事”多次从保姆口中外传。最后,陈先生把她也辞了,由妻子暂时挤出时间来照顾儿子。想想眼下每天手忙脚乱的日子,陈先生连连摇头,一脸苦笑。
找保姆难,做保姆似乎更难!从事保姆这项工作的打工者说起来也是一肚子委屈。张女士的丈夫下岗后,打算找点活儿干补贴家用,可因为没有上过什么学,也没啥手艺,寻思来寻思去,张女士最终把目光投向了“保姆”这个岗位。“做了大半辈子的家务,洗洗刷刷熟练得很,自己肯定能做。”张女士对应聘这项工作显得很自信。
经介绍,张女士走进了一户人家,开始了她的保姆工作———照顾一位因偏瘫卧病在床的老先生。活儿虽不是很重,让张女士受不了的是女主人的小心眼儿,而且总是盛气凌人地指挥她干这干那。有一次,女主人怀疑她偷拿了东西,对张女士妄加指责,好在那件物品最终找到了,女主人这才闭上那张“乌鸦嘴”。“虽然保姆干的是照顾人的活儿,但在人格上大家都是平等的。”尽管家里急缺钱用,张女士最终选择了离开雇主家。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导致雇主与保姆无法继续合作的原因除了互不信任、生活习惯不符、不能相互体谅容忍等因素外,工资问题也是导致双方心结难解的原因。保姆嫌雇主自私苛刻,给的钱少,雇主则认为保姆工作不力、毛病太多,劳动价值小。反过来,如果保姆经过专业技能培训,工作起来得心应手,令雇主省心,雇主会觉得多出点钱也值得。
市场供不应求
欠缺专业培训
尽管在找保姆的过程中有人欢喜有人忧,但目前我市家政服务市场上对保姆的需求量仍然非常大,远远超出了现有的保姆数量。
市劳动职业介绍中心的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该中心从2003年开始涉足家政服务行业,根据他们所掌握的信息来看,近两年来前往该中心应聘保姆的人数要远远低于市场需求量。这位负责人认为,随着工作节奏的加快以及“三口制”家庭的增多,很多人在应付完工作、人际交往后往往没有多余的精力来应付繁琐的家务,因此刺激了保姆需求的增长;此外,当前市面上聘请保姆的酬劳一般在300元—400元/月左右,同时对其工作范围要求不够明确,使得保姆觉得干活多拿钱少,还不如外出打工。
据劳动部门提供的数字,市区目前登记在册的民办职业介绍所有10家,常年提供保姆供求信息。记者以找保姆为由走访了3家职业介绍机构,得到的答复竟然都是保姆紧缺,雇主多、保姆少。其中两家职业介绍机构甚至直截了当地说:“现在手头没有保姆。”看到记者一脸惊讶,市区湖滨路某职业介绍所的工作人员解释说,一是保姆嫌本地雇主开出的工资偏低,很多都跑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当“高薪保姆”去了;二是眼下正值秋收时节,农村妇女全力投入,而市区无业人员很多对保姆职业有偏见,不愿从事这项工作,致使保姆市场出现“断层”;三是现在女孩子就业相对容易,年轻的女孩子更愿意选择到企业工作,对既担责任又琐碎的保姆职业不太感兴趣。
雇主愿意出高价聘请经过专业培训的保姆,而专门针对保姆的培训机构在我市几乎没有,更不要提专业培训了。据悉,如今我市保姆市场的组成以40至50岁的农村女性为主,职业介绍中心除了推荐工作外,并没能提供相应的培训。市区职业介绍机构平时提供的保姆多为农村中年女性,文化程度较低,流动性强。职介机构在雇佣双方之间扮演着“媒婆”角色,只起一个“牵线搭桥”的作用,不提供岗前培训、健康检查等服务,求职者只需提供简单的个人资料及联系电话即可备案。至于保姆的人品、能力,则全靠雇主在日后相处过程中自己了解,最终用或不用都与职业介绍机构无关。
令人欣慰的是,我市有的职业介绍部门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开始自发思考对策了。市安信家政服务有限公司一位关姓工作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们已经察觉到了保姆市场目前存在的问题,感受到了缺乏培训和规范化管理的保姆市场面临的严峻形势。为适应市场需要,今年10月1日起,公司计划进行集中的保姆岗前培训,聘请医院护理人员、饭店厨师等专业人士向保姆传授家政基本技能,并与求职者签订劳务合同,约定双方的权利及责任,给体检合格及培训合格者印发有编号的胸卡,实行持证上岗。不久,市民将有望请到一批经过专门培训、素质较高的称心保姆,即使出现纠纷,也容易划分责任、促进问题的解决。
保姆市场竟是
法律调整盲点
“一般职业都有相关法律维护其利益,遗憾的是保姆行业却没有。作为一名研究法律的教师,我觉得这一法律区域亟待补充完善!”许昌学院法政学院讲师唐战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保姆市场存在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其不在《劳动法》调整的范围内,产生问题时很难找到明确的法律条文进行裁决。可以说,这方面的内容目前还属于法律调整的盲点。
据唐老师介绍,《劳动法》所调整的是用人单位与员工之间的关系,不过由于家政服务公司只是一个中介机构,保姆并不属于其雇员,所以一旦发生意外,家政服务公司将不承担民事责任。与此同时,由于保姆与家政公司之间没有雇佣关系,如果保姆在用工期间发生了意外伤害,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将不视为工伤,也没有可以依据的法律条文来进行赔偿。
至于社会上流传的“好保姆难找、好雇主难寻”的说法,唐老师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与雇佣双方之间的信任度、生活习惯与思维方式差异有很大关系。作为雇主,找保姆时首先想到的是对方给自己的安全感;而作为保姆,更多是看重雇主对自己的尊重。如果双方不能协调,那么合作以失败告终也是必然的。
记者获悉,我国《合同法》明确了10大类有名合同,然而针对保姆的部分仍然是空白。假如双方发生纠纷,只能依据《民法》来进行裁决。不过由于《民法》中相关条例比较抽象,因此在裁决此类问题时很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
唐老师建议市民在聘请保姆时为了更好地保护双方权益,最好事先签订劳动合同,逐一明确双方权益。鉴于现在很多市民在聘请保姆时喜欢采取口头承诺的方式,唐老师提醒大家,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口头约定必须为双方承诺才具备法律效力,发生纠纷时如请第三者作证,该方必须与双方皆无任何利害关系。从现实的角度考虑,最好还是采取签订劳动合同的方式较为妥当。
既然保姆市场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完善,那么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来进行规范呢?据记者了解,当今我国部分大城市开始在这一领域有所探索、实践。以深圳为例,该地区目前从事保姆这一职业的有10多万人。为了搞活这一市场,当地的家政服务公司将保姆纳入公司内部,作为其员工进行管理,并且按程度来定工资,而保姆在加入公司前必须通过相应程序的考试。当保姆与雇主发生纠纷时,从法律关系上应由家政服务公司与雇主协商赔偿。这样既考虑到了保姆的个人承担能力,也使雇主在聘用保姆时能更加放心,更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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