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日,阴云笼罩在北京城上空,在八宝山第一遗体告别室外,穿着黑衣的人们排成一条长队。当天上午9时,荣毅仁遗体告别仪式在这里举行。
八宝山警察早早到岗 不许无关人出入
11月3日7时许,通往八宝山殡仪馆大告别室的三个大门外已聚集了大量的值勤警察。从人缝中望去,依稀可以看见告别室门口的黑色横幅上写着:“沉痛悼念荣毅仁同志!”这句悲伤的话语,道出了送行人的心声。
上庄东街是通往八宝山殡仪馆大告别室的主要大街。
记者注意到,这条几百米长的街道及街口设置了四五批值勤警察。值勤者面容严肃,并及时疏导着车辆和行人。
“今晨6时许,我们来上班时,通往大告别室的三个大门已经不允许无关人出入。”八宝山殡仪馆停车场的一名管理员说。
学生崇拜荣老特意请假来送行
警方戒严线外,两名神情肃穆、胸前佩戴白花的学生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他们是来自北方工业大学工商管理系二年级的学生。
其中一名叫翟东方的同学告诉记者:“荣毅仁一直是我的偶像,荣氏家族是非常了不起的。我从报纸上看到他辞世的消息后,十分震惊与难过。今天一大早,我和同学特意请假来给荣老送行。”
记者看到,翟东方的手里紧握着报道荣毅仁逝世的报纸。
颤抖着双手荣智健表示感谢
追悼会在9时开始,记者10时许进入。数十个花圈环列在遗体告别室外,告别室内哀乐低沉地回响着,荣毅仁安详地躺在鲜花丛中,身上盖着红色党旗,遗体前摆放的花圈上写着:“我们永远怀念您 鉴清率子女泣挽。”
荣毅仁的儿子荣智健带领一家人站在荣老身边,颤抖着双手与前来吊唁的人握手,不断地说着:“谢谢!谢谢!”
告别室门外排队等候送别的人中有荣氏集团公司的工作人员。“荣老曾经担任过中信集团的董事长,我们在公司里见过他,今天公司员工统一着装,来送别荣老。”中信集团一位工作人员说。
史家胡同附近大妈赶来自发维持秩序
6时30分,记者赶到荣毅仁生前居住的东城区史家胡同,看到一些邻居大妈自发地与警卫人员一起维持秩序。
据了解,这几位住在附近的大妈6时就来到荣家门口,“送荣老一程”。她们大多头发花白,身着深色外衣。同时,她们也自发地配合警卫人员的工作,维持秩序。
沉默、低调的最后人生
1998年3月九届人大完成换届选举,荣毅仁先生轻松愉快地回到百姓的行列。从国家副主席位置上退下来后,荣毅仁更加低调,仿佛一下子沉入静寂的水中。
据介绍,退休后,荣毅仁和老伴常坐在主厅外的藤椅上,阅读书报,恬静交谈,按时收看电视新闻节目,难得也听听音乐,如遇国际或国内足球劲旅交锋,荣毅仁准会兴致勃勃地观看电视。那时,荣毅仁每天仍然看许多文件,每周至少三次到人民大会堂的办公室处理公事,偶尔也会见国内外老友。
“他代表了重要的趋势”
在通讯社发布的荣毅仁逝世的消息中,称他为“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卓越的国家领导人,伟大的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战士”。
1993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上,荣毅仁当选国家副主席。———“红色资本家”当选国家副主席。这个消息,让国内很多人惊讶,外电也发出感叹,对他的新职务赋予很多联想和阐释。对于400位荣氏家族成员而言,这无疑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柏林日报》评论说:“首次提升一位商人和富翁担任国家副主席,不仅仅具有象征意义,它还向国内外,特别是数百万华侨表明了中国领导人认真对待改革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决心,亦具有较大政治意义。”
美国《财富》评选本世纪“世界五十知名企业家”时对他的评价:“他是振兴工业强有力的人物”, “他代表了重要的趋势”。
20世纪90年代初,出于种种原因,许多外国投资者开始驻足观望。日本法制学会会长泽野裕治对中信公司青年职员说,“只要荣毅仁先生还在工作,中国的对外开放工作就不会改变。”世界第二大银行,日本富士银行行长95岁的岩佐老先生,专门嘱咐来华访问的日本记者,务必看看荣先生,看他有没有变动。
荣毅仁俨然成了中国对外开放的象征和晴雨表。
出身、经历和兴趣,使荣毅仁在国家副主席5年任期之内,最关注国家的经济情况。荣毅仁敢于直言,对于国家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重大决策和重要文件,常以谈话、书面等方式,及时向中央或有关部门提出自己的意见和观点。党中央、国务院也十分重视他的意见建议,还特别委派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秘书长的曾培炎定期听取他的意见。
一个商业帝国的“荣老板”
荣毅仁被看作中国对外开放的晴雨表,说到底离不了他“红色资本家”的身份。荣毅仁早年以“资本家”的身份进入世人视野,晚年又回归“老板”本色。
屡屡见于内地乃至香港、海外诸多大厦、楼盘、金融机构牌匾上的“中信”两字,浓缩了一段最辉煌的传奇,而荣毅仁正是这个传奇的缔造者。
“文革”结束,国民经济百废待兴。1979年1月,邓小平公开倡导:工商界的人要用起来,工商界的钱也要用起来。同月17日,邓接见荣毅仁等工商界人士,在别人竞相要求给资本家摘帽子的时候,荣毅仁却有着更深远的考虑。
邓小平希望荣减少些社会活动,集中力量为国家经济建设做点事,闯出一条新路子。
这条新路最终落实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初衷为引进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服务。荣毅仁担任这个公司的“老板”———董事长。
在邓小平亲自允诺的“全权”负责的前提下,昔日荣少爷的实业热情在白发苍苍的年龄被最大程度地激发。国家一时难以巨额投资,荣自掏腰包1000万,先期启动。
为此,竟也引得流言蜚语,不明就里的电影明星赵丹就曾疑惑地问中信人:“听说中信公司是荣老板一人投资的?”
当年北京、上海的工商界故友,大多被荣毅仁招至麾下。
1979年6月27日,国务院正式批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为国务院直属的部级国营企业。
中信早期做事情挺困难,作为改革开放窗口,体制外的企业,完全是夹缝中生存。据介绍,有一位中央领导讲过:长安街不让中信走,煤渣胡同总得让中信走吧。中信公司开创了太多中国第一,为改革开放的路径不停摸索实验,第一次在外国发行债券;第一个开展国际租赁业务;第一个经营房地产业务;第一个涉足国际商用卫星通信事业;第一个开展国际经济咨询业务……
1992年10月30日,荣毅仁上书国务院总理李鹏,汇报中信工作,希望继续作为改革的试点,并坦言中信的国际化、经济法人和负债经营的特点,恳请给以一定的经营自主权,使公司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现在国家主要针对行政部门或一般的国营企业而制定的一些法规、办法,不大适用中信公司。”
在得到国务院正式批文后,夹缝中生存的中信公司自此走上康庄大道。
“挺过去总会有出头之日”
荣毅仁和妻子杨鉴清的关系一直很好,据说他第一次对妻子动火,是在“文革”期间。
“文革”浩劫中,红卫兵用疯狂对待过去的资本家,荣毅仁一家也饱受折磨,荣毅仁的右手食指被铁柱打断,妻子杨鉴清更是昏死过多次,连他们因患大脑炎而精神有障碍的四女儿智远也未能幸免。
在周总理的干预下,夫妻俩总算保住一命。但荣毅仁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在全国工商联大楼被指派去锅炉房运煤,落下了腰疼病。
那时他还患有肝炎并眼底出血,由于耽误治疗,最终左眼失明。
妻子杨鉴清在绝望之余,不免抱怨:“都是你,解放时要是不留下,也不至于吃这么多苦。”话语一出,一向温和的荣毅仁大光其火,厉声呵斥道:“我跟你的根本分歧就在这里!”30年的夫妻,这是第一次动了真火。他告诫妻子:“我第一是国家,第二是工作,第三才是家庭,你要记牢。”
他对自己儿子说,“这只是生活中的一点曲折,要坚强,要看实质,挺过去总会有出头之日的。”
“红色资本家”
如今,回忆荣毅仁为人称道的红色一生,追根溯源,无不肇始于1949年的留守新中国。
1949年,33岁的荣毅仁第一次被推上了前台,四顾茫然。
之前几经战火,荣家产业损耗大半,更在仓皇北顾中一分为三,凝聚不再。老父亲荣德生怅然欲绝,遂退隐无锡东山,怡花弄草。他的兄长姐妹们早于一年前,已经暗自转移财产于海外。
何去何从,荣毅仁面临选择,家眷早已去了香港,出去就是海外寓公,事业必须重头开始;留下似乎又生死难卜。
在无锡养老的父亲荣德生请朋友钱钟汉亲赴苏北根据地了解情况。钱钟汉在苏北根据地被告知:“转告荣先生,我们是保护民族资本家的,务必请他留下,建设新中国。”
那一刻,是对共产党的完全信任,促使了荣家父子的留守。在无锡解放前夕,荣毅仁回到荣巷准备接父亲暂到上海躲避风头时,还曾忐忑地询问父亲,“听说共产党要共产共妻啊?”这时,对于荣毅仁来说,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或许还是个模糊的概念。
解放后,因为连年战火荣氏产业面临难关重重,而新中国对于解放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亦在运筹帷幄,民族资本家与官僚资本家被严格区分,不同对待。在一次纱厂职工围攻荣家讨要薪水的冲突中,幸得政府援手才最终和平化解。荣毅仁初次感觉到了新政府的善意。
荣毅仁也曾彷徨:“我很苦闷,究竟什么是工商业者的道路呢?我们的前途如何呢?”
陈毅为此专门开导他说:“共产党眼浅皮薄,看到你那些就想搞你?贪你那些?共产党气魄大得很,它要取得全世界,共产党是看到你们一批人还有用,欢迎你们来参加,这是真话。”
终于,荣毅仁开始了积极地配合工作。1953年,1954年,荣氏门下纺织厂竞相宣布参与公私合营。
一年后,毛泽东公开肯定荣毅仁的价值,“譬如荣毅仁年纪轻轻的,这种人来日方长,还可以学新的经验。”
两个月后,荣学习新的经验的机会到了。1957年1月9日下午,上海市二届一次人代会上,在陈毅的举荐下,荣毅仁当选为上海市副市长,41岁,当日他身着深蓝色西服,神采奕奕。1959年,荣毅仁调任京城纺织工业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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