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歧视 与“爱”同行

　　他们忍受着被称作“世纪瘟疫”的病魔的折磨，他们在生命的倒计时中祈祷着奇迹的发生，他们希望过上普通人的正常生活……他们是目前最引人关注的“特殊”群体———艾滋病病人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新华社在当天发布消息称：截至2005年9月底，全国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35630例，累计死亡7773例。这不由得不让人联想：许昌的艾滋病患者情况如何？
　　在过去的几天里，本报记者目睹了对艾滋病患者的检测过程，并与我市的艾滋病病人进行了面对面的接触与交流，倾听他们的故事，感受这个“特殊”群体的喜怒哀乐……
               记者目击 从疑似到确认
           一名疑似艾滋病人的检测过程
　　12月5日，市疾控中心艾滋病检测确认实验室。      
　　看起来，这是个十分普通的屋子，淡黄色的房门、雪白的墙壁，一扇巨大的玻璃门将屋子分为办公区和实验区。然而，它给人带来神秘和恐惧感：这是咨询、检测、确认艾滋病的地方。我市多数艾滋病疑似病例都是在这个小屋检测后，得到了或喜或悲的“命运答案”。
　　9时许，经过特别批准，在市疾控中心艾滋病防治专家的带领下，记者穿上防护服，戴上防护镜和口罩，套上鞋套，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进入艾滋病检测确认实验室。此时，一名被怀疑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年轻人正在等待艾滋病抗体检测。
　　前不久，30岁的王强在普查中被检测出艾滋病病毒抗体呈阳性，今天他再次来到这里复检。
　　9时10分，实验室里两位“全副武装”的专家开始给王强抽血。随后，5毫升的血进入高约15厘米的银白色离心机。它的转速是每分钟3000转。这个时候，专家一再叮嘱记者要离得远一点儿，以防发生意外。
　　15分钟后，离心机停止转动时，试管里的鲜血被分离成“泾渭分明”的两部分：上半部分是淡黄色的血清，下半部分是深红色的纤维蛋白、血球等。
　　艾滋病检测主要利用血清进行。9时30分，一位专家在含有艾滋病毒抗原抗体的快速测试纸上滴上血清。10分钟后，血清浸透试纸，整个试纸的颜色也从无色变成了浅红色。专家说，他们采用的是最先进的“雅培硒标”法，试纸变成红色，表明血清中存在艾滋病病毒抗体。
    这意味着，王强是一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你吸过毒吗？”“没有。”“卖过血吗？”“没有。”面对医务人员，王强一一作答，并不停地摇头。他的表情有几分惶恐和不安。
    不过王强承认，10年前，他曾经谈过一次异乎寻常的恋爱。
1995年，王强在外省打工时，认识了一名风尘女。两人刚开始感情很好，并在无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同居了两年。但由于种种原因，那名女子最终还是离开了他。
    市疾控中心艾滋病防治科负责人告诉记者，艾滋病病毒（ＨＩＶ）主要存在于血液、精液、阴道分泌液、乳汁、唾液及其他含有血液的体液中，通过破坏人体的免疫功能，最终使人体发生多种难以治愈的感染和肿瘤，导致死亡。

              记者聆听  从逃避到面对    
             一名艾滋病患者的自述

　　“多亏了政府的关爱，我才有活下来的勇气！”12月5日，38岁的艾滋病患者徐梅说这句话时，眼里噙满了泪水。徐梅的丈夫在一次输血中感染了艾滋病病毒，随后又通过性接触把病毒传播给了她。
　　在她的记忆里，1995年是人生的转折点。
　　1995年以前，徐梅夫妇一直在外地跑运输，两口子的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也就是在那一年，徐梅的丈夫在一次车祸中受了重伤，因伤势危急在医院输血，没想到埋下了祸根，因输血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这对农家夫妇当时并不知情。随后，徐梅的丈夫身上开始莫名其妙地起水疱，口腔也开始溃烂，持续的高烧甚至引起昏厥和一次次痉挛。丈夫在她的陪伴下先后到郑州等地的大医院多次看病，花去几万元。医生先后诊断了多次，她的丈夫吃下无数服药，病情却一直不见好转，于2002年去世。
    丈夫死去不久，徐梅也开始感到身体不适，刚开始是嘴里长白膜，后来是持续性高烧，体重也飞速下降。她像当初陪丈夫看病一样，到郑州等地的医院进行检查。2004年，在医生的建议下，她来到了省疾控中心。检查结果犹如晴天霹雳———她被确诊感染了艾滋病。
    当时徐梅觉得身体不属于自己了，连路都走不成，就蜷缩在路边大哭了一场。哭完以后，她一度想到了自杀，但求生的欲望逐渐变得强烈起来。因为有人告诉她说，现在政府会管这事儿。
    2004年8月，徐梅回到家时已经瘦得没了人样，接近1.7米的个头儿体重只有三四十公斤。70多岁的老母亲接纳了她。
    当地卫生部门闻讯后及时与她取得了联系，免费送药上门并定期进行随访复查。经过1年多的政府免费药物治疗，徐梅的身体恢复得很快。12月5日，记者见到她时，她的体重已经恢复到65公斤，脸色也红润了。
    徐梅和母亲如今住在3间砖瓦房里。她的餐具、洗刷用品以及个人卫生用品都是单独摆放的。大部分时间她都待在家里看电视或是干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儿。尽管家里很拮据，但她却感到满足：“如果不是政府和家人给了我帮助，恐怕你们现在看不到我了。”
    政府的帮扶，让徐梅看到了光明和希望。性格开朗的她已经盘算着出去打工挣钱了。她说，离家不远的地方有个饭店招聘，想去试试。她甚至开始为自己的后半生打算了，憧憬着能找个不嫌弃她、愿意与之共度后半生的人。
   “徐梅想出去工作、想过正常的生活，行吗？”记者问医护人员。 一位医护人员打消了记者的疑虑：艾滋病有3种传播方式：性接触、血液传播、母婴传播。平常的握手、拥抱、共用浴池、共同吃饭、打喷嚏、咳嗽等根本不会传播艾滋病病毒。只要采取正常的防护措施，徐梅可以跟正常人一样工作、学习，享受生活。

             专家提醒    从排斥到正视
           消除歧视比药物治疗更重要
　　直到今天，徐梅的病情只有极少数至亲知道。徐梅也正在思索一个问题：该不该向更多的人透露自己的病情……
　　几年前一名艾滋病患者的遭遇，至今让徐梅心有余悸：“那人承认自己得了艾滋病以后，村里人谁都不再理他，也不再答理他媳妇。他的小孩也不能在当地上学了，全家人最后只好迁居外地。”
　　“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多变化，政府重视对艾滋病知识的宣传，正在逐步消除人们对艾滋病人的歧视。”她说。但她仍然缺乏足够的勇气，还是害怕说出了病情后，村里的“舆论”会把她“吞没”。
　　徐梅的担心是正常的。市疾控中心长期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相关负责人说，从他们了解的艾滋病患者的情况看，有很多人都是由于外界的因素而感染上艾滋病的。这些病人都有一个共同愿望———像正常人一样生活，而不是生活在歧视中。新华社的一则消息称，一旦艾滋病患者暴露了“身份”，只有７．１４％的人会得到周围人的关心，２８．５６％的人遭到嫌弃，６４．３％的人遭到周围人的远离。
　　许昌学院一位社会心理学专家认为，对于艾滋病患者来说，精神上的压力比病痛的折磨更让他们难以承受。如果一个艾滋病病人或感染者使自己的病情“透明”，那么他们将遭到社会的冷遇，围绕他们的将是恐惧和鄙夷的目光。即使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的病情没有被周围人知晓，他们也必须独自忍受着病痛和心理的煎熬，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专家们大声疾呼：改变歧视比药物治疗更为重要。社会各界都应该善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给予他们真诚的关心、帮助和支持，使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和关爱。这，不仅是人道主义的体现，更是一件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大事。
          （本文中艾滋病患者及感染者均为化名。）
              再多一些阳光
　　即便是穿着防护服，紧张，还是从踏进艾滋病检测确认实验室的那一刻开始了。
    记者的职责使我一度忘记了恐慌，可当目击一个年轻的生命抽血、检测，直至医生写下“确认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几个字的全过程，我还是心跳加速。另外，我觉得早上在家被划伤的手指疼得格外厉害。
    我依然记得，脱下那双医用卫生手套后，手心里满是汗水。直到多名医生一再向我解释像我这样不会被艾滋病病毒感染时，我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我还记得徐梅的神情，当她讲起对生活的渴望，讲起她的苦闷、彷徨、无助以及对生命的热爱时，表情平静而又祥和。可在这平静的背后，她所经历的艰辛与苦难让人感到战栗，甚至让我产生了一种深深的歉意和不安———她希望通过报道改变人们对艾滋病人的歧视，让她能像一个普通人一样生活，可我却不能给她满意的答案，我只能说，我们会尽全力做工作。
    一位伟人有句名言：“我们唯一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恰恰是恐惧和无知曾使很多人谈“艾”色变，进而产生了歧视。带着惯性的世俗的力量也像一扇关闭的沉重的大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去打开它。
    尊重带来文明，文明推动和谐。希望这个世界对艾滋病人再多一些理解和宽容，再多一些阳光和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