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

    200多年前，一个名叫弘历的皇帝常常独自坐在不足6平方米的小暖阁里，静静地欣赏着三件堪称绝世珍品的书法作品———王珣的《伯远帖》、王献之的《中秋帖》、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 弘历认为，这是整个大清帝国汪洋般的宫廷书画收藏中最精致的三件东西，为此他特意将这间小屋改名为“三希堂”。


    正是这位爱好书画的皇帝成就了整个清王朝的宫廷书画收藏，中国的书画收藏史也因此留下了绚烂的一笔。在这位乾隆皇帝当政的半个多世纪里，他将这座皇家宫殿变成了中国最大的书画博物馆。
    对于一位肩负着治国重任的当朝皇帝来说，收藏书画不过是个人微不足道的爱好，但恰恰因为弘历是个盛世帝王，他个人的这种风雅情趣就引发了一次历史空前的书画大聚集。几乎所有中国美术史上最重要的作品，都在他在位的60年间进入了紫禁城。今天我们能够在故宫博物院里看到的那些最珍贵的书画文物，大多源自弘历的毕生收藏。
              宫廷书画的流失
    最初进入这座皇城的书画来自元代宫廷旧藏。作为胜利者，明王朝接管了属于前代王朝的一切遗物。这些曾经被元代宫廷保管的珍贵书画，被新主人钤上了新的印章。这样轻轻一印，历史就又翻过了一页。然而，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对这些前代书画并没有更多的兴趣。宋代大画家李公麟的如花妙笔，在他眼里不过是一大批军用物资的图像，这位皇帝欣赏的似乎只是广备军马的战略意识。整个明王朝的宫廷基本上没有什么积极的书画收藏活动，唯一值得一提的，只是查抄犯罪大臣家产所得的收获。
    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富藏书画的权相张居正去世，他生前为自己牟取私利的事逐渐被政敌揭发。就这样，臣子家藏的书画变成了宫廷内府收藏，但这似乎更像一场财富的转移，整个过程与艺术本身无关。不但入藏有限，明王朝的宫廷书画还不断地流失，而最主要的原因居然是开军饷。
    当崇祯皇帝在煤山脚下上吊的时候，他身后的紫禁城早已经是空空如也。而后，新朝来临。从关外来的铁骑，很快证明了自己对正统中国文化的兴趣。等到这个王朝 “盛世”开始的时候，它已经拥有一个开明、有深厚汉文化修养的君主。
          敢于欺骗皇帝的
                 高士奇
    康熙皇帝的身边聚集了一批汉族文臣，他们得到了皇帝的格外优待，其中有一个叫高士奇的人特别值得一提。 他不但逢迎乖巧，而且格外精明。在向皇帝进献书画这件事情上，他异乎寻常地胆大，竟然敢欺骗皇帝。他进献给皇帝的书画都记载在他的一本书———《江村销夏录》中。
　　在这本书里，高士奇对每幅书画的外观特征进行了详细记载，但对书画的真伪优劣却没有说明。事实上，除了公开出版的《江村销夏录》之外，高士奇编纂的书画目录还有另外一部，后世称之为《江村书画目》。 这是一本高士奇私家珍藏的底账，里面除了《江村销夏录》里所有的内容外，还记录了书画的真伪优劣。翻开高士奇自己的批注，他的用心一目了然：做工精细的假画是可以拿来进献皇帝的；真正有价值的名作真迹，则要秘密地珍藏在自己手中。
　　高士奇去世32年后，康熙皇帝的孙儿弘历登基，年号乾隆。这位乾隆皇帝在热衷书画方面与当年的高士奇不相上下。不过，当年他在这里赏玩他最珍爱的三件书帖的时候，却并不知道，他手中署名王羲之和王献之的作品，其实是唐宋时期的仿本，只有王珣的《伯远帖》是东晋时候的真迹。但尽管如此，这些收藏也足以值得夸耀。
              真伪《富春山居图》
    像三希堂三帖这样有着千年历史的书画作品，在进入紫禁城之前都经历过无数的惊险。在1400多年前的南北朝时期，梁元帝萧绎被西魏军队围困在江陵城，在投降前夜，萧绎将他收藏的14万卷、囊括天下精华的书画典籍，一夜之间焚毁。 隋炀帝沿运河下扬州，东都洛阳收藏的书法名画随船前往，途中船只倾覆，所带书画大半落水。 距今800多年前，金兵攻陷汴梁，宋徽宗的空前收藏从此散落流失……
    今天我们能够在故宫博物院的展厅里看到这样的作品，与300年前那场改朝换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明末战事四起，大量宋元以前的书画珍品流散民间。到清康熙年间，随着社会逐步安定，民间书画精品渐渐汇集到少数大收藏家手中。这些书画入宫前，它们在民间的主人用加盖鉴藏章的方式，将自己的印记永远地留在了书画上。
　 《雪景寒林图》是北宋大画家范宽的作品。它曾经是故宫旧藏，现在则是天津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幅画自问世以来，一直在民间流传，到清朝康熙年间，被天津一个名叫安岐的大盐商收藏。康熙后期，安岐在天津贩盐发家，之后就开始大量收集古书画，并将自己的收藏著录成书，就是流传至今的《墨缘汇观》。从书中的记载来看，当年安岐所藏的书画不但数量庞大，而且多为年代久远的名家珍品。
  　在乾隆皇帝得到的这些安岐藏品中，有一幅山水画格外特殊，甚至还因为它引出过一段书画收藏史上的趣事，这就是元代大画家黄公望的名作《富春山居图》。这是黄公望的最后一部作品，也是最好的一部。这幅中国文人绘画的巅峰之作，在后来的300年间被世人竞相收藏。到明末，一个名叫吴问卿的人得到了它，并对这幅画爱不释手。《富春山居图》后面有题跋记载，吴问卿不但吃饭睡觉时带着它，在兵荒马乱的时候，别的家财都可以不要，就只有这幅《富春山居图》一直带在身边随自己一同逃难。正因为吴问卿太爱这幅画，他临死的时候，便决定将它烧掉为自己殉葬。
　　当时《富春山居图》已经被吴问卿扔进火中，眼看一代宗师的名作就要化为灰烬，这时，吴问卿的侄子偷偷用其他画卷将它从火盆中换了出来。但即使如此，抢救出来的《富春山居图》也已经被烧成两段。《富春山居图》一分为二后，被吴家分别加以装裱。开头一段装裱成为后来的《剩山图》，如今存放在浙江博物馆。而保留了原画主体内容的另外一段，在装裱时为掩盖火烧的痕迹，特意将原本位于画尾的董其昌题跋切割下来放在画首，这便是后来弘历得到的《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
　　重新装裱后的无用师卷虽然不是原画全貌，但画中清润的笔墨、简远的意境得以保留。这幅开创了中国山水画新风格的传世巨作，辗转经过多人收藏，最终被安岐买到。 安岐过世后，《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在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的冬天来到了弘历面前。但此前弘历已经得到了一幅《富春山居图》，也就是那幅最著名的假《富春山居图》，后世称之为子明卷。
　　子明卷是明末文人临摹的《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后人为牟利，将原作者题款去掉，伪造了黄公望题款，并且还伪造了邹之麟等人的题跋，这一切都把弘历蒙骗了。
　　事实上子明卷仿制的漏洞并不难发现。元代书画上作者题款都是在绘画内容之后，而子明卷却将作者题款放在了画面上方的空白处，这明显不符合元代书画的特点。但弘历的书画鉴赏水平不高，并没有看出这些漏洞。这幅后人仿造的《富春山居图》子明卷不但被他视为珍宝时时带在身边，而且黄公望真迹无用师卷的出现，也没让他推翻自己的错误判断。
　　弘历一边坚定地宣布无用师卷是赝品，一边又以不菲的价格将这幅所谓的赝品买下。理由是，这幅画虽不是真迹，但画得还不错。为此，他还特意请大臣在两幅《富春山居图》上题跋。接下来的事情可想而知，前来观画的大臣们无一例外地按照皇帝鉴别的结果在画上留下了题跋。
    不管弘历的鉴定结论何等荒谬，安岐所藏的《富春山居图》真迹确实从此进入宫廷。就在这座乾清宫里，它被静静地存放了近200年，直到1933年随其他文物一起南迁。而今，这真伪两幅《富春山居图》都存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共同见证着中国书画收藏史上的一段笑谈。
                 几经沉浮的《清明上河图》
    公元1799年，弘历去世。此后，他的儿子嘉庆皇帝在书画收藏方面没有太大作为。这不仅是因为嘉庆不如乾隆那样风雅，更是因为弘历确实已经在有生之年几乎囊括了天下收藏的最精华部分。
    为了表示对父亲心爱之物的珍重和缅怀，嘉庆皇帝决定，将乾隆平时珍玩的书画器物全部封存。乾隆珍藏的书画被封存于延春阁。尽管弘历的收藏雅兴没有被遗传，但嘉庆时，这栋延春阁还是有一批书画入藏，其中就包括那幅著名的《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问世之后，它的第一位收藏者是宋徽宗。而后，战争和朝代更替使《清明上河图》真迹的流传始终充满神秘感，直到明代权相严嵩倒台的时候，它才随着严嵩被查抄的家财一起进入宫廷。但没多久这幅画就又从宫中神秘地消失，而这里面的关键人物，就是《清明上河图》最后一段明代题跋的作者———大太监冯保。
　　自从离开紫禁城，《清明上河图》便又销声匿迹，直到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也就是乾隆去世的那年，它才又重新回到这座皇城。因为乾隆的去世，权臣和珅被迅速扳倒。早在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去世的湖广总督毕沅，因为被查出有交结和珅的行为，身后被抄家。《清明上河图》又一次出现在查抄物品中。这次，它被珍重地存放在延春阁。只可惜毕生热衷于书画的乾隆皇帝，终究没能在有生之年一睹它的真容。
　　如此精妙的《清明上河图》随毕沅的抄家物资进入紫禁城后，于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被编入《石渠宝笈三编》。此后，清宫的入藏就没有什么精彩可言了。而乾隆朝耀眼的书画收藏则以登记造册的方式被记录了下来。
              一次大规模的盗窃活动
　　早在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弘历就决定将内府收藏的书画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理。首先他将有关佛教和道教的作品，编撰成目录《秘殿珠林》。第二年，包含全部书画藏品的《石渠宝笈》开始编撰。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整理工作，它为存在了2000年的中国宫廷书法绘画收藏画上了一个句号。完成后的《石渠宝笈》，包括续编、三编，共成书225册。这是明清两代600年宫廷收藏的总结。全盛时期的清代宫廷收藏大约有10000件以上，其中，晋、唐、宋、元书画2000件，明代书画2000件，这就是中国古典书画作品当时的最大规模。
　　在故宫数以万计的藏画中，除了帝王收藏的这些历代名家作品之外，还有一些当朝宫廷画师创作的绘画作品。宫廷绘画更重要的任务，就是记录皇帝的功德。直到1911年民国政府建立，清王朝近300年的统治就此结束，以宫廷绘画记录历史的方式也早在此前被来自西方的照相技术取代。
　　溥仪是清廷的废帝。从溥仪加盖的鉴藏印来看，正是这个少年在之后的岁月里策划了一场大规模的盗窃活动。盗窃的目标主要是当时存放在故宫里的那些珍贵书画。这些书画鉴藏印属于溥仪。溥仪书画鉴赏印的印文风格式样，与乾隆皇帝当年所用的如出一辙。这个少年就持着这些印在故宫旧藏书画上大盖特盖起来。经他“御览”过的书画，有1000多件被他和胞弟溥杰偷偷盗运出宫，而这一切都是在“赏赐”的名义下进行的。就这样，故宫几百年积累的书画精华，几乎被这对十几岁的小哥俩蚂蚁搬家似的盗取一空。直到1924年溥仪被驱赶出宫，盗宝活动才被迫终止。最后的盗宝行动就发生在皇室出宫当天，不过这次行窃的不是溥仪。
    同治皇帝的瑜妃，姓赫舍里氏，官称是敬懿皇贵妃。这位老太太把三希堂里面的《中秋帖》和《伯远帖》偷偷转移到她居住的寿康宫，而且在1924年出宫的时候，将其卷在行李里带回娘家去了。 之后，二帖辗转被当时北平最大的收藏家郭葆昌买到。解放前，二帖被郭葆昌的儿子带到香港，1951年年底，在周总理的直接批示下，二帖被以45．8万元港币购回。
　　百年沧桑，三希堂中的二帖历经坎坷最终回到故宫。前来参观的游人可以亲眼目睹这两件曾经被乾隆皇帝珍爱的书帖。而当年溥仪出宫时仍留在宫中的《快雪时晴帖》，则在抗战前文物南迁的时候，与其他珍贵文物一起被转移到南京，1949年又被运往台湾，现存放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隋代画家展子虔画的《游春图》，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存年代最久远的绘画真迹。我们很难想象，从它问世到今天的1400年间，这幅轻薄脆弱的绢本画经历过多少次战火、水患和人祸，但它奇迹般地保全了下来。今天，在故宫博物院，它结束了千百年来离乱聚散的历史命运，和所有幸存的古书画一起，证明着一个古老民族文明的传承。
      本文原始材料由《故宫》剧组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