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灞陵桥修复前后” 之二——历经劫难，政府着手重建灞陵桥

位于灞陵桥头的关羽辞曹挑袍石碑。

如今的灞陵桥。

核心提示

灞陵桥上，关羽用青龙偃月刀挑袍辞曹，留下千古佳话。存于关帝庙内的多通碑碣上的题刻，记载了历史上灞陵桥多次重修的故事。改革开放以来，万象更新，灞陵桥也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20世纪90年代，为发展经济和旅游事业，我市文物部门对灞陵桥遗址进行了发掘、清理。而后，市政府决定对灞陵桥进行修复和建设。

清同治年间，半坡铺集市移到灞陵桥上

在关帝庙山门右侧的墙壁上，镶嵌着一块清代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的《移集呈稿》石碑，为研究清代市场管理和税收制度，以及发展地方经济提供了依据，同时也为研究关公文化提供了文物佐证。

郑联慧介绍，《移集呈稿》石碑记述了清代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许州首事王映嵩、乡约曹云汉、集首曹光玉等人呈报本州正堂，将半坡铺集市移至八里桥上一事。

《移集呈稿》记述，原集市位于半坡铺，因买卖不成，生意惨淡，赚钱的人很少，使集首赔钱，苦不能支。他们担心集市废弛，有亏国家。恰逢重修关帝庙宇，而河中客商接踵而至，于是他们建议将集市移至八里桥上。

文中还提到，原来半坡铺集市每季缴税钱很少。移集后，周边群众交易活跃，国家收缴的税赋得以增加。因此，移集是利国利民的事情。

郑联慧说，前些年，附近一位名叫殷瑞珍的老人曾讲述过20世纪50年代时灞陵桥附近的情况。1955年正月，殷瑞珍和家人路过灞陵桥，当时关帝庙前的铁路正在铺设路基，庙前的路两旁饭铺、商铺林立，人来人往。虽然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但当时的热闹景象仍让殷瑞珍记忆犹新。老人说：“那个时候，关帝庙前有戏楼，附近的群众没事就去关帝庙和灞陵桥上看戏、聊天儿，这似乎成了一种习惯。这种热闹的地方，那时候可不多。”

后来，殷瑞珍就在灞陵桥西的三官庙内住下，成为灞陵桥变革的见证人。

“当时的人之所以相信鬼神之说，是因为信息闭塞，像关帝庙和灞陵桥这种地方，会让普通百姓不由得生出敬畏之感，同时也能得到精神上的抚慰。”郑联慧说，由此可见，当时，关帝庙已成为许昌重要的群众文化活动中心。

后来，受人为或自然灾害的影响，灞陵桥多次遭到冲击和破坏。

冯军过炮车，灞陵桥上石雕栏板被毁

许昌作为军事要地，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战争。其中，发生于1930年的中原大战不得不提。

中原大战是指1930年5月至11月，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在河南、山东、安徽等省发生的一场新军阀混战，因为这次战争主要在中原地区进行，所以称为中原大战。中原大战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耗时最长的军阀混战。

《许昌文史资料第九十辑》中由原灞陵桥文物管理处副主任刘亚奎所写的《灞陵桥修复经过》一文说：当年，冯玉祥的军队从灞陵桥上通过，其中拉运大炮的炮车通过时，不慎把桥上的石雕栏板给部分毁坏。

1964年，灞陵桥被大水冲毁局部之后，1966年，明代遗留的青石桥的基础部分和部分桥体，也不幸被彻底摧毁。1969年夏季，汛期来临时，因毁坏的灞陵桥距离水面低，阻挡了水流，经政府批准，相关部门奉命将桥整体拆除。

黄留春说，自汉代以来，横跨潩河东西两岸的灞陵桥，为方便人们过往，建了坏，坏了修，从不间断。

“当时正处于‘文革’时期，我们文化系统的工作人员都住在关帝庙或附近的房子里整理材料。我看到了灞陵桥被拆除后的情景。”黄留春回忆说，当时，人们把桥上、桥下的构件都清理了出来，有的放在河坡上，有的放在岸边，七零八落的。后来，附近村民把一部分构件拿走，有的盖房使用，有的作为他用。

汛期过后，因该河是城西群众进城的主要通道，有人在水面上搭建了简易的木板桥。

记者从一张老照片上看到，简易的木板桥紧贴水面，砖混平道，宽四五米，长二三十米，桥两端为土路。

政府着手重建灞陵景观桥

新中国成立后，关帝庙先由灞陵中学使用，接着被许昌地区财贸干校和市委党校占用。20世纪80年代初，河南省文物局、许昌市文化部门把关帝庙收回，归市文化、文物部门管理。

1983年，我市文化部门开始维修关帝庙，接着灞陵桥的修缮也被提上日程。

灞陵桥的始建年代已不可考。1991年5月，我市文物部门对灞陵桥遗址进行了发掘、清理，发现元、明、清三代，该桥都曾进行过修缮。桥基为元代构件，桥上部为明、清建筑。原桥为青石灰砖结构，三孔，通长17米，高2.88米。该桥遗留的构件有石雕栏板、戏水龙头、望桥、石狮、石猴等。

专家发现，灞陵桥早期为四柱三孔桥，柱基为生柳桩插楔，夯打后，桩上平铺两层条石，条石上用圆石磙叠筑成桩，柱基四周用砖错砌围护，砖系元代大砖。这种建造模式，是设计者仿照了西安灞陵桥石柱的做法，但桥上部采用的是清代拱券式样。

1991年3月，为发展我市的旅游事业，开发文物资源，根据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提案，我市决定对灞陵桥进行修复。市文化局抽调专业人员组成灞陵桥筹建处，着手资料查询、方案设计、技术论证等前期准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