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霸才’王棽林” 之三编修县志，展“禹人英气”

《禹县志》。

禹州长春观。

核心提示

著书立说是中国旧时文人的一大追求。身为“中原霸才”的王棽林，留下了许多作品，主要有《民史传》130卷，专为历代从事礼、乐、御、射、书、数“六艺”之人立传。此外，他还著有《角山文集》、《畏秋楼诗稿》、《认字实在易》、《家训》等。

不过在他众多的著述中，最为后人称道的是由他担任主笔编纂的《禹县志》。该志共有30卷，合计40余万字，资料翔实，文笔隽永，称得上禹州的一部“百科全书”。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千百年来史官的志向，也是王棽林的个人追求。

担任主笔，参与编修《禹县志》

明清时期，禹州纂修了多部志书。禹州市现存最早的方志为明代的《钧州志》。该书于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由钧州知州谢澭在前任知州所纂修志稿的基础上修成，共8卷，现仅存两卷。明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知州赵三聘修《禹州志》，原版在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毁于战火。清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知州朱裴修《禹州志》9卷；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赵来鸣在此基础上增纂，厘为10卷。清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知州刘国儒修《禹州志》10卷。清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知州邵大业修《禹州志》14卷。清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知州朱炜修《禹州志》26卷。清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知州富国勋在朱炜所修志书的基础上增修了两卷。

据1989年出版的《禹州市志》记载，1901年，湖南长沙人曹广权莅任禹州知州。他善谈吐，书法造诣较高，热衷于教育和实业开发。“王棽林纂修的《禹县志》，应当说从曹广权担任禹州知州时就开始了。”禹州市政协原副主席、夏禹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郭水林说，曹广权到任后，深感禹州地方志亟待续修，即开始测量疆域、绘图，后卸任未果。

1919年，当时的禹县知事（即县长）车云念及县志失修，建议修志。车云，字汉杰，江西金溪人，他以当时禹县城内的长春观为县志局址，以存古学社田租为局款，聘王棽林、陈嘉恒、田春同等六七十人通力修纂。此时，王棽林担任笔卿（即主笔），陈嘉恒为纂修，田春同为采访员。《禹县志》的纂修工作自此正式拉开帷幕。然而没过多久，车云离开禹州，修志之事便无人问津了。

泥胎为伴著文章，心血之作终面世

1921年春天，当时的河南省政府下令各县修志。此时，王棽林因避匪祸举家迁入禹县县城，住在长春观内，专心修志。陈嘉恒则在卫辉主持中州文献征辑处，利用公务闲暇执笔编纂。田春同亦在卫辉，主持图书馆工作，馆中藏书凡有关禹县的资料，他都全部带回，以助纂修。

长春观原为明徽庄王朱见沛府内的道观，为三进复合院落，多为砖木结构、抬梁式灰瓦顶建筑。直至今天，长春观的大殿玉皇殿还屹立在禹州城中。王棽林住进长春观后，与观中的泥胎神像为伴，义务修志。其妻纺纱织布，其女日爨三餐。

王金生在《王棽林和我的祖父王度彰》中提到：“王槐三（即王棽林）编撰《禹县志》的十几年中，常抱着大捆书籍、书稿来我们家，就编写县志的有关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诸多问题，借助我祖父的巨大藏书资源，和我祖父连续多昼夜逐一探讨。”

修志之初，陈嘉恒负责撰写大事记，去卫辉后每年利用归省假期，都会参与纂修志书。王棽林则负责写人物传。如是数年，县志内容大体完备。

1927年，禹县县志局并入契税经理局，志稿交书记员收存。1931年，王棽林、陈嘉恒等人议定将书稿交与开封马集文斋，每刊印数卷，即寄校阅，书信往返。1935年，全书校对完毕，1937年刊印告竣。1940年，时任禹县县长的侯慕彝将该志再次付梓。

遗憾的是，为这部志书付出16年心血的王棽林于1936年去世了，未能看到《禹县志》的刊印。

开“学风之先”，展“禹人英气”

王棽林纂修的《禹县志》，共30卷。前有曹广权、王恒武等人所作的序，还配有凡例舆图。据旧志传统，采用记、传、表、志四种文体，计有疆域志、大事记、山志、水志、古迹志、赋役志、物产志、学校志、经籍志、祀典志、谣俗志、宗教志、陵墓志、金石志、封系表、 官师表、科举表、官师传、列传、故家列传、文学传、笃行传、忠义传、隐逸传、艺术传、货殖传、二氏传、寓贤传、列女传以及末卷的杂记。

该志成书于20世纪30年代，因时代关系又与旧志有所不同。例如增编了大事记，新辟了学校、物产、谣俗、宗教等门类。1989年出版的《禹州市志》称其为“开一代学风之先的史料”。

中国石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原主任、教授、研究生导师，禹州人余世诚著有《王棽林与民国〈禹县志〉》一文。余世诚认为该志有四个特点。第一，该志是老禹州的一部“百科全书”，集前几部禹州志书之精华，是老禹州最为权威的一部市情资料。第二，该志是禹州享有“三都”（“夏都”、“钧都”、“药都”）美誉的奠基之作，肯定了禹州“夏都”的历史地位，记录了药材、土布、钧瓷等产品的生产和经营状况，凸显了禹州的经济特色。第三，该志记录了百日维新在禹州推行的实况。第四，该志的撰写与出版生动地展现了当年文人的英才之气。

不过，《禹县志》也存在着明显的缺点。1989年出版的《禹州市志》指出，该志对近代工业无一语道及；邮政、交通、电报等仅一语带过，不能全面反映禹州近代社会状况。卷首舆图仅目存而无图，亦称缺憾。

余世诚亦指出，该志的主撰者王棽林及其他参与者都是清末文人，具有诸多历史局限性和落后性。如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以及新文化运动，对禹州都或多或少产生了影响，而撰者对此“或不屑一顾，或褒贬失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