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病难、看病贵的“痛点”逐渐被打通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群众在市中医院看病。 市中医院供图

改革开放40年来，许昌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迅速：医疗设备，从听诊器、血压计、体温表到彩超机、螺旋CT机、核磁共振仪；就医方式，从群众看病排队找医生到家庭医生主动签约上门服务；医疗资源分布，从个体诊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到三甲综合大医院……新农合、城镇职工医保等一系列惠民政策的实施，让群众不仅享受到高质量的医疗服务，而且有了更多获得感和幸福感。

年近不惑的社区医生谢伟平见证了我市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变迁。

记忆中，“赤脚医生”为村民们治病

谢伟平的老家在建安区苏桥镇陈堂村。在她的童年记忆里，爷爷常常用针灸的方法为村民们治病。这正是她立志从医的启蒙。

“爷爷是位老中医，也是方圆十里地唯一的‘赤脚医生’，深受乡亲们尊敬。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农村人身体不适一般不会去医院，就在家熬着，直到病情严重到扛不住，才在当地找‘赤脚医生’诊治。”谢伟平回忆说，“赤脚医生”没有白大褂，没有听诊器。她爷爷那个小小的出诊箱里只有银针和一些退烧、止疼、止血的常用药。

“我五六岁时，夏天里的一天，我们正在吃午饭，邻村有一名妇女抱着哭闹不止的婴儿急匆匆地赶来，说孩子肚子鼓胀得厉害。爷爷用手轻轻按了几下孩子的腹部，拿出两根银针扎在孩子的肚脐处。银针拔出后，孩子很快就拉了便便，不再哭闹。孩子的家人眉开眼笑，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这一幕让年纪小小的我惊叹中医真神奇！”谢伟平说。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看病难、看病贵是基层群众的“痛点”

谢伟平向父母表达了学医的愿望。她父母都是普通农民，对她很支持。谢伟平的爷爷更是举双手赞成，语重心长地对她说：“你要努力学习，掌握先进的医疗技术，为老百姓消除病痛。咱农村人到大医院看病多难啊！”

爷爷的话让她想起中学时代跟着父亲去市区大医院看病的情景。因为她感到不明原因的头痛，父亲一大早骑自行车载着她出发了。他们到了医院，一楼大厅挂号处已经排起长队。将近10时才挂上号，他们来到医生的诊室。在门口，她发现候诊的患者将医生重重包围。听诊、检查、开处方、缴费、取药，时间多在等待和奔波中被消耗掉。那天看病共花了200多元，她看得出父亲挺心疼。将近13时，他们走出医院大门，父亲对她说：“街上的饭太贵了，咱还是回家吃吧，你妈给咱留着饭哩！骑车也快，四五十分钟就到家了……”

2007年，谢伟平从河南中医学院学成归来，在魏都区疾控中心（当时叫第二卫生防疫站）门诊部工作。像当年那位给她看病的医生那样，她天天为患者诊治，经常忙得连上厕所的时间也没有。2008年，魏都区五一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成立，性格开朗、年轻能干的谢伟平被任命为社区医生。

分级诊疗，老百姓有了自己的“家庭医生”

2009年，我国做出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战略决策，提出“户户拥有‘家庭医生’，人人享有医疗保健”的目标，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着手缩小城乡差距，方便群众就近看病，缓解就医压力。同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在我市正式启动。

“建立健康档案是群众享受服务的第一步。”谢伟平告诉记者，“凡是在辖区居住超过半年的群众都有权利享受国家提供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谢伟平主要负责万里社区居民的健康。10年来，辖区群众对她的态度从不信任、不理解逐渐转变为信赖、敬重和欢迎。

“群众对‘家庭医生’态度的转变是从60岁以上老人每年享受一次免费健康体检开始的。对于失独老人、空巢老人、慢性病患者、儿童、孕产妇等特殊人群，我们日常保持密切联系，经常提供上门服务，关心他们的生活和身心健康。现在，社区居民看见我都亲热得很，就跟一家人一样。”谢伟平说着，脸上写满了幸福和满足。

谢伟平说，目前，辖区90%的居民已经建立健康档案。下一步，“家庭医生”会根据不同人群的健康状况，提供分类指导服务。“我们工作的核心是预防、保健，促进居民健康，努力让大家少进医院，同时发挥基层医疗机构‘网底’作用，实现‘小病在社区、大病到医院、康复回社区’的就诊模式。”

医疗制度日益健全

40年前，我国医疗水平普遍较低，农村地区患者很难转诊到大医院。

20世纪80年代，旧式农村合作医疗逐渐解体，以“赤脚医生”闻名的中国模式逐步淡出舞台。

1998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要求在全国建立覆盖全体城镇职工、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200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发布，提出至2011年重点抓好五项改革：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初步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

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指出，要“逐步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