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文化新探索2】夏代是否存在

□赵春青

司马迁在《史记》中曾单列夏本纪和商本纪；甲骨文的发现、王国维先生的考证以及殷墟的一系列发现也证实：《尚书》《史记》等中国古代文献中关于夏史的记述并非伪造。曾领导 “古史辨派”学说、对经书所载古史系统给予严厉批判的顾颉刚先生在《春秋战国史讲义》中说：“在西周和东周人的记载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周的前边有夏和商二代……夏的存在是无可疑的。”顾先生不怀疑有夏，不怀疑有个夏代。

早在20世纪30年代，我国历史学家已有傅斯年、丁山等人承认夏代的存在。徐中舒、范文澜、翦伯赞更把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仰韶文化与夏文化相对应。 李济、袁复礼则根据古文献中有关夏代的史料去寻找夏代遗迹，并在1925年赴山西夏县调查夏王陵。

当代历史学兼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在阅读中国史籍、梳理古代地理文献基础上，撰成《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将古代中国分成三集团说。1959年春夏，他亲往山西南部和河南中西一带调查。此次调查，最终发现了二里头遗址，并确定“在当时确为一大都会”。同年秋天，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即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发掘。从此之后，运用考古学方法探索夏文化遗存逐渐成为考古学和历史学界的热点话题。

1977年11月，王城岗遗址的龙山文化城堡的发现，安金槐提出王城岗遗址为禹都阳城，夏鼐先生对夏文化概念的定义，邹衡提出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成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讨论夏文化的新动向，引发了学术界的大讨论。

1996年，启动了国家“九五”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其中，夏代的年代问题，由相关的历史专家、考古专家和科技专家共同参与，设了王城岗遗址、新砦遗址、二里头遗址等子课题，经过碳十四测年，最终把夏代的年代确定为公元前2070—前1600年，将夏文化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2002年，国家进一步启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王城岗、新砦和二里头等遗址，作为首批启动的重点遗址，再次取得聚落考古的重大进展。自2002年以来，夏文化研究的成果也不断涌现，如詹子庆的《夏史与夏代文明》（2007年），杨锡章、高炜主编的《中国考古学·夏商卷》（2011年），孙庆伟的《鼎宅禹迹》（2019），沈长云的《寻找夏朝》（2022年），侯卫东的《寻夏记》等，标志着夏代及夏文化研究的热潮持续升温。

            二里头绿松铜牌饰

编辑：龚政明  校对：杜鹏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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