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报道】寻禹·探源全媒体系列报道第11期新砦遗址篇

2023-08-07 16:10:07 来源：作者：邓雷杨红卫刘俊民吕超峰

寻禹·探源全媒体系列报道第11期新砦遗址篇

新砦遗址：打开“早夏”之门的钥匙

□本报记者邓雷杨红卫刘俊民/文吕超峰/图

8月2日，吉林大学2019级考古学博士生董霄雷蹲在新密市一处考古发掘现场，正在认真端详一片刚刚出土的陶片。20余人的发掘团队，有人指挥、有人挖掘，整个发掘现场井然有序。

这是位于新密市刘寨镇新砦村的新砦遗址发掘现场。自1979年首次试掘至今，新砦遗址考古工作在遗址年代、多学科研究等方面取得一系列进展。新砦遗址是夏代早期都邑，已成为考古界的普遍共识。

“以新砦遗址为代表的新砦文化，是禹至启时期的早期夏文化，也是打开‘早夏’之门的一把钥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新砦工作队队长赵春青对本报寻禹·探源全媒体报道组记者说。

新砦遗址所在位置

遗存还原历史文明

在导航指引下，本报寻禹·探源全媒体报道组几经周折才找到了新密市东南20公里处的新砦村。

村子面积不大，村道狭窄，地势略高于四周，看似平常的中原村庄，却在考古界声名显赫。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新砦队“隐藏”在新砦村的一处民宅。客厅里挂满了新砦遗址的相关分布图纸，一台老式电脑旁堆积着数十本出土器物整理图册。

队长赵春青坐在电脑前，如数家珍般向记者介绍出土器物的时间、名称和特征，仿佛每一件器物都是他的“宝贝”。

新砦遗址是1964年时任新密县文化馆馆长魏殿臣发现的。从1979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等考古工作者先后对新砦遗址进行多次考古发掘，发现有房基、灰坑、墓葬等重要遗迹。新砦期的陶器种类繁多，发掘出来的主要有深腹罐、器盖、小口高领瓮、折肩罐、刻槽盆、单把杯和厚胎钵等。

新砦期陶器较之于龙山文化陶器发生了一些变化，其基本组合已经转变为深腹罐、平底盆、尊形瓮、折肩罐，另有大量器盖。“新砦期的器盖都是双层钮，盖壁比较直，稍早的龙山文化期往里收，稍晚的二里头文化期往外吃。发现大量的器盖，说明很多器物需要盖子，加以封闭，当时器物规格比较高，应该是都城性遗址的特点。”赵春青从考古学专业的角度，向记者分析文物的特征意义。

1999年，在“夏商周断代工程”最后阶段，考古工作者再次对新砦遗址进行发掘，确认了“新砦期” 遗存的存在。此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联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新砦遗址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发掘，为探索更早的夏文化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新砦遗址出土的陶器

早期夏都的佐证

在新砦遗址历次发掘中，出土了数以千计的陶器、石器、骨器、玉器和青铜器等遗存，但能证明其为早期夏都的是城址的发现。

“新砦遗址是一处有着外壕、城墙和内壕三重防御设施，中心区建有大型建筑的城址。”赵春青向记者介绍说，从新砦城址本身的布局和内涵看，新砦城址具有承上启下的形制特点。城是古代文明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城址的规模、形制与内涵不仅包含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也是社会发展状况、统治集团强弱的集中体现。

外壕在聚落布局最外围，由人工和自然冲沟结合而成，东西长1500米，宽6米至14米，深3米至4米，只见于遗址北部，形成遗址的最外围防线。

内壕设在城址西南部地势较高处，内壕圈占地带为城址的中心区，现存西、北、东三面，北内壕东西长约300 米，东、西内壕因遭破坏长度不明，圈占面积在6万平方米以上。

“新砦文化时期已进入夏代，属于夏文化早期，新砦城址很有可能是夏代早期的一处都邑。新砦城址拥有三重城壕的严密防御系统，尤其是内壕，其内便是大型建筑基址，应是宫庙类建筑所在。”赵春青说。

城址同中国古代文明的关系十分密切，在中国早期文明诸社会要素中是文明最重要的物化表现形式。中国古代文明社会的城是政治中心，城的作用主要是为国家统治集团服务的，城的出现是与国家的形成密不可分的。《吴越春秋》载，古人“筑城以卫君”,“君”是“国家”的人格化，“城”则是国家缩影的物化。大规模城址的筑造需要集中大量的人力、物力，需要占有大量的资源，没有强制性权力机构的存在是很难完成的，故城址的存在表明强制性政治权力机构的产生。

新砦遗址发掘现场

“五谷丰登”彰显古代文明

古代文明的产生与谷物农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只有农业经济的发展才能使人口得以较大规模的聚集。“新砦期”的农业是什么样的情况？

“可以这样说，在新砦期已经出现了多品种农作物的种植制度，‘五谷丰登’的局面初步形成。”赵春青介绍，在新砦遗址出土的碳化种子中，农作物种子在绝对数量上占到84.87%，绝对数量由多到少的顺序为粟、黍、水稻、大豆、小麦。

新砦遗址新砦文化时期的农业生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农业生产工具、谷物和饮器。

新砦遗址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主要表现在石器生产工具自身的改进上。石铲、石铸、石刀、石镰、石斧的磨制更加精细，通体磨光，极大地提高了石器的锐度。石铲的形制一般为扁平长方体形，中间有钻孔，这样可以将石铲用绳子捆绑在木柄上，从而使农业工具在生产劳动中更加牢固。石刀为较薄的横长条形，中间也有钻孔，也可以装置木柄，从而代替单纯的手握，提高了劳动效率。

新砦遗址发现有零星的谷物遗物。河南新砦队在1999年的发掘中，浮选出了一批植物籽实，有水稻、小麦、谷子、豆类等种类。

饮器数量发现很少，仅见觚、杯、盅等器物，这些器物多是磨光黑陶和灰陶，制作极为精细。它们很有可能用于饮酒，古代的酒是用粮食酿造的，出土饮酒器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粮食剩余的情况。

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后，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中原地区较低的土地载能与增加的人口之间的矛盾突出起来。人口多而土地产出的谷物少，人口数量与土地面积严重失调。早期社会组织结构为了调节这一矛盾，只有通过战争，攻城略地来获取更多的劳动力和土地。这种为争夺资源、土地、劳动力而发生的冲突和战争，加速了早期社会组织向更加复杂的结构演变，成为古代文明和早期国家形成的重要动力。

新砦遗址文保碑

文明的传承与交融

新砦遗址的发掘显示，当时在农业快速发展的同时，手工业生产发展迅速、分工更细，其遗存类别计有陶器、石器、骨器、玉器和青铜器等。这些不同类别的器物应是在专门的手工业作坊或专人生产的，石器的钻孔、玉器的磨制，显然需要专业技术人员和专门的生产工具来完成。

这一切都显示，人类文明正在加速前进。

在赵春青看来，新砦文化遗存，在层位上介于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之间；在文化面貌上兼有两者的某些特点，表现为由前者向后者转变的过渡性质，从而将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之间的“断层”填补了起来。在周围多数地区发生考古学文化系统上的“断层”和衰变的时期，中原地区却表现为文化前后承袭的“连续性”。更为重要的是，在新砦文化遗存除有河南龙山文化因素外，还有周围地区的其他文化因素。不同地区文化间的交流是互动的，影响是相互的，在互动中有较为主动的一方，起主导作用。新砦文化对周围地区先进文化因素进行了吸收和发展。

以出土器物来说，在新砦期陶器群中，子母口瓮、子母口鼎、平底盆等大量东方文化因素器物的涌现，昭示出新砦期居民与东方民族发生了密切的联系。新砦文化遗存中也存在石家河文化晚期遗存的文化因素，如乳足鼎、高足鼎、罐形鼎等。总之，新砦文化中存在着其他多种考古学文化因素，新砦文化是在兼收并蓄其他多种文化因素的过程中不断发展自己、壮大自己，得以丰满和发展。

“考古学与王朝文化不同，考古学往往以实物为证，比如龙山文化、仰韶文化，挖出来很多实物，用来证实和解读文化存在。但进入王朝时期，史书有记载，不需要挖出一堆东西来证明其存在。物质文化遗存与国家的兴起，不见得是同时，文化是有传承的、有演变的。”赵春青向记者介绍他的学术观点，考古要秉承“从已知推未知”这个方法论，从年代来说，夏朝至少分为夏早期、夏晚期，新砦遗址属于夏早期的都城，二里头则属于夏晚期的都城；从地域来说，夏朝要分区域、分层次，有经济发达地区，有政治色彩强化的地区，也有相对弱化的地区，应分为核心区、主体区、影响区，这样才能有利于对夏文明的研究。

考古发掘仍在进行，期待新砦遗址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揭开中华文明发展的更多谜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