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文采斐然的“三曹”和“建安七子”，千百年来广受推崇和敬仰 建安文学 遗风长存

“建安七子”塑像。记者 牛书培 摄

在市文峰游园东北角，一组古代人物塑像非常引人注目，许昌人都知道，他们就是闻名于世的“建安七子”。

建安是一个充满悖论的年代，战争频仍、饥荒饿殍、鼠疫流行，一方面是物质的极度贫乏，另一方面是人的精神空前高涨，英才辈出。

人对世界的认识，因为生命脆弱，经常要面对死亡而变得更加敏感和自觉。建安文坛，“三曹”之外，就是“七子”。

建安区的设立令广大市民为之欢欣鼓舞，“建安”与“魏都”两区呼应，结束了许昌一市一区的历史，集中体现了“三国文化之乡”的历史底蕴，“三曹”、“七子”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2月7日，记者采访了我市三国文化专家、许昌建安文学研究会会长、87岁的李彬凯老人。

“七子”之称，始于曹丕所著《典论·论文》

建安是东汉最后一位皇帝汉献帝的第五个年号，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一月到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三月。建安时期，在许昌，聚集了一大批文坛巨匠，最著名的有“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和“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

我市三国文化专家、许昌建安文学研究会会长、87岁的李彬凯老人向记者介绍说，“七子”之称，始于曹丕所著《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

“七子”的创作各有特点。孔融长于奏议散文，作品体气高妙；王粲诗、赋、散文号称“兼善”，其作品抒情性强；刘桢擅长诗歌，所作气势高峻，格调苍凉；陈琳、阮瑀，以章表书记闻名当时，在诗歌方面也都有一定成就，其风格的差异在于陈琳比较刚劲有力，阮瑀比较自然畅达；徐干诗、赋皆能，文笔细腻、体气舒缓。应玚亦能诗、赋，其作品和谐而多文采。

“三曹”和“七子”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个性，其雄健深沉、慷慨悲凉的艺术风格在文学史上被称为“建安风骨”或“汉魏风骨”。风是文学形式，骨是文学内容，其作品被后人尊为典范，视作汉末三国时期文学成就的代表。

王粲被后人推为“建安七子”之首

“建安七子”当中，王粲被后人推为“建安七子”之首，因为在诗赋方面，他的成就最高。王粲有首著名的《七哀诗》：“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该诗以直白的语言记录了乱离之世的所见所闻。读罢此诗，战乱带来的饥荒场景展现眼前，作者对战乱的无奈和对平和盛世的期盼跃然纸上。故而南北朝的著名文学评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中指出：“仲宣（王粲）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

建安文学以诗、赋、散文著称

建安时期，曹氏父子雅好文学，于是形成了以曹氏为中心的文学集团，以及盛极一时的“邺下文风”。

建安文学受到汉初乐府民歌的影响。汉代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写成大量反映社会民生的作品。环境剧变，使诗人得以继承汉乐府的精神而大量创作。此外，建安文学也受诗经、楚辞及古诗十九首等文学的影响。

“七子”以写五言诗为主。“七子”还写了大量的小赋，他们在张衡、蔡邕等已经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为小赋的进一步繁荣作出了贡献。

此外，孔融的章表，陈琳、阮瑀的书记，徐干、王粲的论说文在当时也独树一帜。

余秋雨、于丹敬仰曹操

2012年4月28日上午，著名学者余秋雨应邀走上许昌第六届三国文化旅游周的“三国文化谈”，纵论曹魏文化。他说，在中华文明的创建过程中，许昌这个地方出过很大力，涌现出很多人才，“不管许昌是一个什么级别的城市，我都会说，许昌是个大地方”。余秋雨认为《三国演义》对曹操的评价是不公平的。“我要把他视为文化领袖。”他感叹道，“鲁迅先生评论曹操时曾说：‘他至少是个英雄。’我觉得很不错。”

2013年，5月17日下午，著名文化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院长于丹做客许昌第七届三国文化旅游周“三国文化谈”，献上了一场题目为《“三曹”骨气 汉魏遗风》的精彩论述。她在演讲中毫不掩饰自己对曹操的敬仰，认为曹操是一个“英雄”，认为“三曹”并举是一个传奇，父子三人把四言、五言、七言在同一个时代里写到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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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曹”和“七子”的代表作

曹操：《观沧海》、《短歌行》。

曹丕：《燕歌行》、《典论·论文》。

曹植：《白马篇》、《洛神赋》。

孔融：《荐祢衡表》。

陈琳 ：《饮马长城窟》。

王粲： 《七哀诗》。

徐干：《中论》。

阮瑀：《驾出北郭门行》。

应玚 ：《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

刘桢 ：《赠从弟》。

三国文化周

三国文化周是由许昌市人民政府主办的一项大型文化活动。因在魏都许昌举办，并体现浓郁的三国文化气息而得名，一般举行一周的时间，自2007年开始举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