颍河岸边风雷激 救亡图存建奇功

颍桥回族镇位于襄城县颍河南岸，毗邻许平南公路，交通便利，商业繁荣，区位优势明显。1930年前后，就有仁人志士在此从事革命活动，群众基础较好，为后来中共颍桥区委（以下简称颍桥区委）的建立奠定了良好基础。

颍桥区委为中共襄城县委成立后首先建立的党的区级机构，旧址位于颍桥回族镇南大街南段。如今，经过几十年岁月更迭，当年的房舍已经荡然无存，临街的上下两层砖瓦房是颍桥区委首任书记柴子春（原名柴润甲）的次子柴鸿杰，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修建的。

时间上溯至1938年，此时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共御外辱；10月下旬，颍桥区委正式成立。之后，柴子春等人积极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坚决同土匪恶霸进行顽强斗争，在襄城革命战争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思想进步积极抗日

光荣成为中共党员

往事并不如烟。柴鸿杰回忆说，他的祖父是一位开明绅士，家境殷实，粗通文墨，老人一生孕育六子，柴子春为长子。六七岁时，柴子春即到私塾就学，天资聪慧，敏而好学，深得私塾先生赞许。18岁时，思想进步的柴子春到颍桥镇小学教书，成为学校最年轻的老师，教授国文、历史等课程，深受学生欢迎。在这里，他结识了同为该校教师的唐守本。

1935年秋季，临颍县人张洛蒂到颍桥镇小学担任校长。由此，张洛蒂、柴子春和唐守本三人相识。“张洛蒂博闻强识，思想进步，多次到上海购买鲁迅、夏衍等左联作家的书籍，利用业余时间组织同事、学生阅读，播撒革命火种，宣传救国真理。”柴鸿杰回忆说，志趣相投的三人，经常一起纵论天下大事，针砭时弊，宣传革命。这段经历也深刻影响了柴子春、唐守本的革命思想和人生道路。

1936年，张洛蒂到襄城县国民政府教育局任督学。1937年，张洛蒂参加襄城县国民政府举办的抗敌救亡训练班，并介绍柴子春和唐守本二人加入。

1938年4月，襄城抗敌宣传队成立，张洛蒂担任名誉队长，骨干队员为柴子春、唐守本等人。张洛蒂、柴子春等人常常和队员一起，深入王洛镇一带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在街头路边演唱抗日歌曲，演出抗日话剧，唤醒民众，鼓舞士气，大大激发了广大贫苦百姓的爱国热情和抗日斗志。

在抗敌宣传队，他们相互勉励，共同进步。1938年7月，经龟山党支部考察、研究，由共产党员滕靖东和刘洁如作为介绍人，柴子春、唐守本加入中国共产党，与他们同时加入党组织的抗敌宣传队员还有来自颍桥镇的焦振离、董本道、王廷俊等一大批进步青年。

抗日救亡积蓄力量

受到群众热烈拥护

1938年8月，中共襄城县委成立后，即派柴子春、唐守本前往颍桥镇组建中共颍桥区委。10月下旬，在中共豫中特委的指导帮助下，中共颍桥区委正式建立，辖颍桥镇、汾陈乡、库庄乡北部等大片区域。

颍桥区委建立之后，极大地促进了当地革命形势的好转。他们在区委坚强领导下，积极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并同当地的土匪、恶霸等反动势力进行坚决斗争。当时，颍桥镇的一个保长，心甘情愿充当反动势力的爪牙，多次带着凶狠的保丁到各村抓兵抓夫，挨家挨户逼粮逼款，欺压百姓，无恶不作，人民群众对他恨之入骨。后来，在群众的大力支持下，颍桥区委为贫苦群众撑腰做主，惩治了这个作恶多端的保长，受到大家的交口称赞。

同时，为壮大革命力量，颍桥区委不断吸收培养进步青年加入党组织，先后发展于涌泉、巴长明、唐本林、唐广义、李春荣等15名进步青年为中共党员，还培养了一大批入党积极分子，为党的队伍和革命事业注入新鲜血液。

1939年春，在全民抗战的关键时期，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的国民党及其顽固派在国内掀起了第二次反共浪潮，到处制造分裂、摩擦，竭力破坏抗战统一战线。在国内不利的形势下，襄城县的抗日救亡运动也严重受挫，外地党员先后转移撤离，本地党员转入地下开展斗争，抗日救亡运动陷入低潮。

在白色恐怖的严峻形势下，颍桥区委按照中共豫中地委和中共襄城县委的要求，一方面要求骨干成员长期埋伏，保存革命力量；另一方面，秘密串联，发展进步势力，独立自主、机智灵活地同反动势力进行坚决斗争。

1939年9月，柴子春召集10多名党员代表在颍河湾召开会议，中共豫中地委巡视员徐耀三参加会议。会上，决定建立中共颍桥区党支部，中共党员于涌泉任党支部书记，董本道、宋莹灿为党支部委员；同年12月，中共党员张奎光主持中共襄城县委日常工作，唐守本被任命为颍桥区委书记。

1940年夏至1942年秋，颍桥区委按照张奎光指示，开展了发动群众揭露地痞恶霸欺压百姓罪行，及打击国民党乡村政权邪恶势力的活动，有力地捍卫了地方民主政权，切实维护了群众利益。“在唐守本的带领下，先后罢免了3个伪保长，又根据群众意愿选举了能为群众办事的进步保长，此举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和大力支持，革命形势逐渐好转。”襄城县老促会副秘书长古西岭说。

坚守信仰对党忠诚

恢复党籍告慰英灵

在柴鸿杰的家中，一个碎花布缝制的小包裹里存放着全国总工会、河南省公安厅、许昌市委组织部等单位寄给柴子春的公函，泛黄的信纸、破损的信封，似在无声诉说着老人晚年的“揪心事”。

1942年秋，时任襄城县地下县委书记的徐耀三按照中共河南省委指示，穿过敌人封锁线，历经千辛万苦来到襄城县颍桥镇，在柴子春家召开了中共颍桥区委支部会议，传达了党中央“长期埋伏、精准隐蔽、等待时机、积极战斗”的地下工作指示精神，要求区委成员尽量少联系、少开会、少聚集，谆谆叮嘱区委成员装扮成村医、货郎等，继续进行革命斗争。

“徐耀三离开后，由于复杂的革命形势和艰苦的战争环境，我的父亲和上级党组织中断了联系。不久，颍桥区委的工作也被迫停止。”柴鸿杰说。

新中国成立后，柴子春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教学业绩突出，多次被评为市、县优秀教师。1980年以来，他先后给徐耀三、张维桢等人多次去信，反映个人历史和组织关系问题，要求恢复党员身份，参加组织活动。徐耀三等人也给柴子春数次回信，证实其为地下党员，为革命工作作出了一定贡献，为组织部门后来解决其组织关系问题提供了切实可靠的人证、物证。

“当时，颍桥区委有11名地下党员，大家都是单线联系，很难找到彼此的入党介绍人，而且只有柴子春一人幸存于世。”柴鸿杰回忆说，“文革”期间，柴子春受到批斗和迫害，但是，就是在身遭厄运的日子里，他对党的无限忠诚，对理想信念的坚守始终没有动摇，反而更加坚定。

“2008年，在老人病重期间，襄城县教育、组织等部门的领导多次前去看望。临终前，老人躺在病床上流着泪说，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看到组织上恢复自己的党员身份，没有参加党组织活动。”柴鸿杰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在省、市组织部门的关心帮助下，襄城县委组织部最终恢复了柴子春的党员身份，也让九泉之下的老人得到了安慰。

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前行力量。如今，柴子春等革命志士虽已离开我们，但他们胸怀天下的博大胸襟、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穿越时空，历久弥新，沉淀成为一笔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着我们奋勇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