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忆风华颍川郡

今日禹州

曹操雕像

肥沃的土地

颍川郡（此图为Ai生成）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习近平

五谷丰登之地，亦是商贾云集之处；人文璀璨之所，亦是军事要冲之镇。隆冬时节，我们漫步颍水之畔，尽览颍川古迹，思绪飘飞越千年，别有一番韵味。

颍川郡以水为名，由秦至唐，绵延八百余载。尤其是两汉时期，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颍川郡成为京师之外人口最多的繁华富庶地区，并孕育出生生不息的文化种子，经济昌隆、文化荟萃、人才辈出，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颍川设郡800载

郡县制是我国历史上的行政建制之一。春秋战国时期，为加强中央集权和强化边防，楚、晋、秦等大国开始推行郡县制，其中又以秦国为最。

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秦国每占领一地就将该地设为郡县。颍川郡因境内的颍水得名，设郡时间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的秦王政十七年（公元前230年）。

对此，《史记》《水经注》等均有记载。其中，《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十七年，内史腾攻韩，得韩王安，尽纳其地，以其地为郡，命曰颍川。”《水经注》载：“颍水出颍川阳城县西北少室山，秦始皇十七年，灭韩，以其地为颍川郡，盖因水以著称者也。”当时，颍川郡治所在阳翟（今禹州市），辖境包括今河南登封市、宝丰以东，尉氏、郾城以西，新密市以南，叶县、舞阳以北的区域。

自此，颍川郡开启了800余年的风华史——秦朝建立后实行郡县制，全国设三十六郡，颍川郡便是其中之一；两汉沿袭秦制，颍川郡辖县略有增加；汉末至魏晋南北朝，实行州郡县三级制，颍川郡辖县逐渐减少，至南北朝时仅管辖二、三个县；隋、唐恢复地方郡县制，但是称郡县只有30多年，然后就以州代郡，颍川郡建制自此消失。

自设立以来，颍川一直是大郡。这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密不可分。颍川郡地处中原腹地，交通中枢、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史记》记载，颍川“北近巩、洛，南迫宛、叶，东有淮阳，皆天下劲兵处”。有道是“得中原者得天下”，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中原及其周围地区便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而与其毗邻的颍川地区也就首当其冲地站在了战争最前沿。

正因如此，颍川郡始终被历代统治者高度重视。西汉时期，汉高祖刘邦封韩王信于此，重建韩国，但一年后即恢复为颍川郡；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刘邦立儿子刘友为淮阳王，又撤销了颍川郡，将其划给了淮阳国。随后，由于当时中央和地方诸侯王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西汉皇帝就将几个非常重要的郡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轻易不分封给诸侯王，颍川郡就是其中之一。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天子自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京师内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颇邑其中。”

而到了东汉时期，颍川郡不仅是汉光武帝刘秀建立政权过程中的重要根据地，还有众多颍川士人追随刘秀、建功立业，再加上东汉政权建都洛阳，颍川郡又成为洛阳的重要屏障，政治地位进一步提升。

东汉末年，颍川郡迎来了最高光的时刻：曹操迁汉献帝到颍川郡内的许县，将之作为东汉名义上的首都，时间长达25年，使“许都”成为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魏文帝曹丕代汉立魏后，因“魏基昌于许”而改许县为许昌，将其作为曹魏“五都”之一，并作为颍川郡的郡治所在。

“富冠天下”繁华地

“户四十三万二千四百九十一，口二百二十一万九百七十三。”这是《汉书·地理志》关于西汉末年颍川郡人口的记载。当时，颍川郡的人口数仅次于汝南郡，排名汉朝第二。

在农业社会，充足的人口意味着繁荣的经济。翻阅史料，我们可以发现，颍川郡自设立以来，一直是京师之外人口最多、最为繁华的地方。

颍川郡的繁华首先得益于良好的自然条件。颍川郡由嵩山、外方山脉谷地及其东侧的平原边缘地带组成，颍水、汝水自嵩山而出，向东南奔涌，在这里冲出一大片平原地带，十分适合农业耕种与人类定居。颍川郡西北邻接河南郡，是洛阳盆地的重要屏障；西南邻接南阳郡，是沟通荆州、豫州与司隶地区的重要枢纽；东北邻接陈留郡，可通往兖州、冀州、青州；东面邻接淮阳国，可通往徐州；东南邻接汝南郡，可通往扬州。

同时，颍川郡水系发达、土地肥沃，为农业灌溉和交通、百姓饮食起居等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便利条件，粮食生产也达到了很高水平。《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更始元年（23年）“三月，光武帝与诸将徇昆阳、定陵、郾，皆下之。多得牛马财物，谷物数十斛，转以馈宛下”。而到了东汉末年，曹操统一北方前后，利用闲散的土地和闲置的劳动力，在颍川郡大兴水利，“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为农业发展和各地漕运创造了良好条件。

在冷兵器时代，铁的冶炼、铸造至关重要。战争之中，一旦有质量更好的兵器加入战场，很有可能会改变甚至扭转战局。由于战略位置突出，颍川郡还设置有工官和铁官等国家机构，这代表颍川郡可以自行制造兵器。《汉书·地理志·颍川郡》注云：“阳翟有工官”，在“阳城”下注云“有铁官”。其中，铁官管理铁的冶炼、铸造和贸易，又设工官负责铜器、漆器、陶瓷等手工业产品的生产销售。同时，颍川郡制造兵器还有着良好的传统：战国时期，韩国就以善于制造精巧兵器和弓弩而闻名于世，拥有一批技术精湛的熟练工匠，并将这种特质延续到了汉代。

除冶铁业外，颍川郡因为地处中原、气候适宜，蚕桑业发展也很旺盛，直接带动了缫丝、纺织、印染等行业发展。据东汉崔寔的《四民月令》记载，颍川郡家家户户都可以养蚕织布，以家庭为单位来完成整个养蚕、缫丝、织布等过程。颍川郡历任太守也都把蚕桑业作为主要职责来尽力完成，如黄霸任颍川太守时，就专门令百姓“务耕桑，节用殖财”。

颍川郡商业发展更是历史悠久。早在战国时代，阳翟就是全国五大商业都会之一，著名的秦相吕不韦早年就是“阳翟大贾人，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到了汉代，阳翟作为全国“富冠海内”的11个“天下名都”之一，成为跨汝南、颍川两郡的经济支柱。

可以说，作为全国人口最多、经济最繁荣富庶的大郡之一，颍川郡在全国经济中始终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自古颍川多奇士

道家于此启蒙，尊黄帝为始祖、许由为楷模，其思想如涓涓细流，滋养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文明土壤；

法家文化根深叶茂、源远流长，申不害、韩非子等法家巨擘，其思想的光芒穿越时空，至今仍熠熠生辉；

两汉、魏晋时期，“颍川奇士”喷涌而出，“云台二十八将”占四分之一，曹魏骨干更是占半数之多……

纵然是历史的硝烟、王朝的更迭，也盖不住颍川这片沃土的人杰地灵、奇才辈出。这些奇士奇才，犹如璀璨星辰点缀于华夏历史长河之中，展示着无尽的智慧与风华。而究其根本，颍川地区之所以能成为人才的摇篮，与其长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密不可分。

一方面，颍川地区早在上古时期就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文化传统源远流长。从夏文化开始，经过融合殷商文化和周文化，颍川地区的文化发展一直处于全国文化的领先地位。“颍川郡是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原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和典型代表，儒释道各种思想相互交融，再加上固有的农业文明，共同形成了中原文化中淳朴、务实、勤谨、耿直的文化风尚，这种风尚使中原文化充满了蓬勃发展的内在动力，推动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中原科技学院教授马宝记说。

在这种文化风气影响下，颍川郡不仅出现了著名的私学教授张兴、钟皓等，也有积极推动学校教育、移风易俗的官吏韩延寿、黄霸、寇恂等，还有不畏豪强的官吏赵广汉，为巩固中央集权和国家安定二丧生的名臣晁错等，更有秉性刚直、无私无畏，成为党人领袖、士人杰出代表的李膺。尤其是汉末曹魏时期，荀彧、荀攸、郭嘉等颍川“奇士”如井喷般涌出，在政治、军事活动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两汉时期，官学、私学等学校教育蓬勃发展，为颍川郡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特别是两汉时期，汉代私学遍布中原各地，尤以颍川最盛。天下名士大儒汇集于颍川郡，设馆授徒，规模蔚为壮观。如郭躬“家世衣冠，父弘，习《小杜律》，躬少传父业，讲授徒众常数百人”，钟皓世善刑律“以诗律教授门徒千余人”，南阳人延笃“少从颍川唐溪典受《左氏传》”，鄢陵名士张兴教授《梁丘易》“声称著闻，弟子自远至者，著录且万人”，荀淑“名贤李固、李膺等皆师宗之”……

特别是东汉“党锢之祸”前后，许多颍川名士回归故里，颍川郡成为士人游学的首选之地。如李膺“教授常千人”；陈寔隐居荆山，设馆授徒，远近士人都以他为宗师，去世时“海内赴者三万余人”，足见其所授生徒之多；北海人管宁“与平原华歆、同县邴原相友，俱游学于异国，并敬善陈仲弓”；太原人王烈“以颍川陈太丘为师，二子为友。时颍川荀慈明、贾伟节、李元礼、韩元长皆就陈君学”……在私学中，颍川士人不仅能学到精深的法家、儒家知识，还从这些名士大家那里学到了很多政治经验。

正是这些得天独厚的受教育条件，使得颍川人才辈出、脱颖而出。他们广泛参与到两汉的政治、军事、律法等各行业之中，成为政治力量的中坚、思想阵地的标兵、道德领域的楷模，还有更多人成为政治集团的重要谋士。这就是后世不断提及的“汝颍固多奇士”的一个重要原因。

编辑 杨仪 吕科        校对 刘操龙

责编 贾同岭         终审 杨红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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