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城市

我20世纪初到市文联工作时，刘向阳先生正值我现在这个年龄，还是帅哥一枚。

作为一名从县城来的文学青年，在我之前的阅读经历中，刘向阳先生等本地知名作家是如雷贯耳的名字。当然，远方还有更大、更知名的作家，但本地的你都见不着，更别说远方的了。彼时，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热余温尚在，作为从万千文学青年中冲出来的成功者，向阳先生的头上的确是戴着光圈的。市作协开会时经常能听到基层的作者指着他窃窃私语：刘向阳，那个就是刘向阳！

台上的向阳先生长身玉立，面容白皙，两眼炯炯有神，粲然一笑，孩童一般，符合刚入门的文学青年对作家的全部想象。后来文学这行渐渐门庭冷落，我觉得跟作家长得越来越苦大仇深有点关系。向阳先生50多岁时收了俩学生，一个高瘦，一个矮胖，两个人彼此称呼：大师兄、二师弟。我们私底下议论：再收一个环眼络腮胡子的，刘老师就能带着他们去取经了。

向阳先生跟省作协原主席李佩甫、市文联原主席谢玉好是同一代的许昌作家，但是他成名更早，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在省级文学期刊发表小说作品。改革开放后，河南省作家协会成立，他是许昌第一个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1987年就被省作协选派到鲁迅文学院学习。

纸媒兴旺的年代，隔一段就能在本地的报刊上看到一篇他的作品。我在市文联办的文学内刊《原野》当编辑时，也编发过他的很多作品。他写许昌老城，写工厂生活，写收藏故事，写生活感悟……看到他结集出版的这本《许昌老城记忆》时，往昔在报章上阅读这些文字的时光开始在我眼前浮现。一转眼20多年了，这本书承载了他的记忆，也承载了他众多读者的记忆。

我和向阳先生在一个小区里住了很多年，经常在小区里碰面，感觉他一直生活得忙忙叨叨，兴致勃勃。忙着读书，忙着写作，忙着收藏，忙着打牌，忙着聚会，忙着带外孙子，整天乐呵呵的，小跑着往前奔。有一回在小区里碰到他，他刚在文峰塔下的古玩市场收了一个石柱础，放在自行车前面的篮子里带了回来。那块石疙瘩太重了，压得车篮子歪向了一边，车把也向一边扭得骑不成。他推着车子从文峰塔下一直走到八一路，走了一头汗，一脸疲惫。看见我，他立刻灿烂地笑了起来：俊涛，来看看我弄了个啥！他在书里写过自己退休时短暂的失落，我们是没感觉的，感觉他一直忙的都是这些事，一个老城文人的怡然自得应该就是这种状态吧。

这些年写许昌往事、故园风物的文章挺多的，市作协副主席陈世杰办的《老家许昌》微信公众号里每天都在刊发这类作品。要说向阳先生笔下的许昌与别人写得有什么不一样，我的感觉是：他写的是一个外地人眼里的许昌。

向阳先生虽然生在许昌，长在许昌，在许昌生活了70多年，但他还是一个外地人。他祖籍山东安丘，父亲是解放战争时的南下干部。许昌这样的人还是挺多的，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在本地没亲戚，社会关系随着父母的工作关系展开。父母工作变化，他们的社会关系也随之变化，在成长的年代，一直在融入一个新环境。即便在物质贫乏的年代，家里也衣食无忧，所以他们大多有体育或文艺特长。祖辈在本地生活的河南人，到了中年都会血脉苏醒一样喜欢上地方戏，被年轻时觉得土气的音乐和唱词感动得热泪盈眶。但这些外省人不会，他们始终进入不了这种从地域文化里生长出的情感。向阳先生从小在市区生活，参加工作去了原许昌县。尽管在县区工作了一辈子，也没感觉他融入到县区的氛围里，不像在县区工作的朋友那样喜欢聊乡镇，聊乡村风物人情。事实上，他的笔下几乎没有出现过乡村。

亲戚关系有人情纠结之类的庸俗因素，但是它的一个重要作用是通过近距离、长时间的接触一个个不同层面的人生，让一个人便捷深入地融入一个地域的风土人情。同时亲戚关系也能给人带来安全感。比如自小生活的老家，因为叔伯、堂兄弟们在，我们不由自主就会有一种地头蛇般主人翁意识。到了另外一条街、一个村子，因为有一个表兄弟接应，我们也会感觉自己是安全放松的。很多人对老家的眷恋，进入社会后热衷于找同乡，很重要一部分原因是对安全感的渴望，想把曾经带给自己安全感的亲戚关系模式套入到社会生活中。

因为不像我们从小就能从亲戚朋友口中听到关于周围的各种版本的八卦，会有一个个人带着我们推开街巷的一扇扇院门，所以向阳先生对许昌的发现是自己一点点探索出来的，是他一个人走入的城市。他在书中写到中年时又回到童年生活过的大王胡同的胆怯，一个本地人是难以理解的，那本来应该是自己最熟悉的地盘，街角应该有一个可以随时叫出来在灯火昏黄的小店喝两杯、光着膀子在街上横着走的发小。他写的傻花儿这样的市井人物，用了很多年才摸清她的来历。

我在鄢陵县城生活时，街上也有一个这样又脏又傻的拾荒老太太。很快，在一个明媚的午后，街坊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先生神采飞扬地给我讲清了她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前她曾经是县城赫赫有名的“四大名旦”之一。知道了那个老太太，我也知道了那个老先生，他了解得太深入了。本地方言里，带儿化音“车儿”指的是自行车，不带儿化音的“车”指的是汽车，但那个老先生习惯于说自己“骑了个车”，莫名搞笑，感觉瘦小干枯的他骑了一辆汽车。但在自行车稀缺的年代，它就是被尊称为“车”。那时候县城“纨绔子弟”的标配是骑着洋车，高高挽起袖口，手腕上戴着手表，身上斜挎一个手电筒。老先生曾经骑着“车”风光了好多年。

正因为没有蜘蛛网般的社会关系的浸染，所以向阳先生一直很单纯，偶尔给他说点犄角旮旯的门道，他眉头会皱得像在听一道深奥的数学题。也因为没有各种道听途说渠道的干扰，他笔下的许昌呈现出了新的视角，众多我们熟视无睹的现象、细节进入了他的笔下。有些地方看到会脸红，他把我们想象得太好了。

因为孩子在北京工作，按照北京的户口政策，前两年向阳先生和老伴儿的户口也迁到了北京，成了新北京人。又一次进入一座新的城市，他笔下应该会给我们带来新的发现吧。

编辑： 刘靖雯   责编：肖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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